民间纠纷官司化的原因和对策/骆玉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3: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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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纠纷官司化的原因和对策
骆玉生
据3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道，河南省巩义市农村的两位邻居，因为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一片青菜，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此事在法院打了五年官司，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一起普通的民间小官司，竟然要用五年的法律诉讼来判定对错，诉讼成本可谓不低。但是，目前这种现象却在一些农村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不少民间纠纷官司化。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像这类民间小官司通过诉讼渠道去解决，表明经过近二十年的普法宣传，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能勇于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讨一个说法”。这是一件好事。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说，邻里间的一次小小纠纷，竟然在庭里庭外耗费了五年多时间，成本的确很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却又不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产生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
一、人民调解组织的涣散和调解功能的弱化。我们知道，解决民间纠纷的渠道有多种。在社区、农村有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办事处有司法所。此外，还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在笔者幼时的记忆中，是小事（纠纷）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而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与一些基层调解组织涣散、调解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有一定的关系。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调解成功，二是不成功。如果调解成功，那还好，当事人双方和调解组织都感到满意。如调解不成功，调解组织花了人力、物力不说，有时还难免得罪一方当事人，有时甚至是两方都不满意。由于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时不收费或收费很少，而要进行调解又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因此，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的积极性不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调解的当然好，不能调解的就让当事人到法院去起诉。因此，一些本该能在基层组织解决掉的纠纷，最后也还是要通过法院才能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不愿花过多的精力提高调解水平，解决民间矛盾，难以使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一些媒体在法制宣传过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忽视宣传当事人互谅互让，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而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现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办了不少法制宣传栏目，有的知名度还比较高，拥有一定的受众。媒体所请到的嘉宾一般是教授、专家、律师。他们一般侧重于纯理性的法律思考分析案情，作出参考性评判，有意无意地给受众传递了一种纯理性的法律理念。在一般的节目报道中，编辑、主持人往往选择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情绪比较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案例。仿佛不选择这类案例，就不能达到宣传效果，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就显示不了他们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调解结案，会给当事人一种“和稀泥”的感觉，不能起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他们侧重于宣传实体法律条文，指导当事人和受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宣传和社会后果，忽视了调解这一“东方特色”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忽视了判决结案所带来的上诉、申诉和上访等一系列社会后遗症。这无疑会给人以缺憾。而且，这样往往容易误导众多的受众。由于媒体自觉不自觉地误导，促使老百姓产生了一旦涉讼，就要“争个清楚明白”的意识。
三、法院过分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强调诉讼效率。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法官忽视中国的国情，忽视调解手段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不愿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得一些本来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最后作判决处理。这样，使得当事人进行上诉、申诉，案件进入二审或再审程序。官司最后打下来，当事人双方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得不偿失。有时还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访。
四、当事人狭隘的诉讼心理。如前所述，随着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多数老百姓眼里，法律诉讼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佳选择，任何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很多本来可以化解的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通过诉讼解决后，反而给当事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纠纷一旦到了法院处理，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既然已撕破了脸皮，就应“争个输嬴”、“讨个说法”，没有必要进行协调、让步。至于诉讼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浓厚，老百姓对诉讼有一种陌生感、新鲜感和好奇感。一旦身陷其中，难以从中解脱、自拔。
笔者认为，解决“民间纠纷官司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水平。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人民调解曾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文化的同时，西方也在学习、仿效我们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在解决各种纠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调解制度。我们知道，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我们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该主动担当起“社会第一道防线”的重任，提高自身素质和调解水平。相关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对人民调解工作予以重视，并加大民间调解工作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实践证明，这方面投入的回报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这也是一种发展和环境投资，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样能取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
其次，要加强和改进普法工作，注重宣传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各种媒体在我国的普法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电视和广播。我们希望有关媒体在宣传法律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些能体现人文情怀的案例，加大调解案例的宣传报道。而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中，不妨采用传统的“小喇叭”、宣传栏、巡回法庭、街头宣传台等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形式，使他们知道民间纠纷及时得到调解的好处。这样，树立人民群众正确、经济的维权意识，让他们安心发展经济，杜绝不必要的滥诉和讼累。
第三，增强民事审判法官的调解意识。在法院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一步到庭”、“当庭宣判”，而要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坚持能调则调，需判则判，尽量多调少判。同时，对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轻微伤害、小额诉讼等案件，可以增设“调解”前置程序。在调解前和调解时，注重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多种维权的途径和渠道，了解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越性。让当事人了解调解结案的优点和好处。另外，法官也要提高调解水平，提高调解结案率。法院可以把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这样，也能使法官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集中精力钻研审判理论和业务，重点审理好疑难案件和复杂新型案件。
最后，要加强对当事人的心理研究，通过法律宣传，说服教育，使当事人摒弃错误的诉讼心理。法官、司法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是查明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纠纷。但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当事人。而要做好解决当事人纠纷这项复杂的工作，就必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使他们了解到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民间纠纷途径。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维权途径。纠纷即使已进入诉讼程序，也要争取花最低的成本，及时解决。使当事人知道诉讼外调解、庭外和解比对簿公堂更有利于民间纠纷的缓和与化解，让他们走出“不蒸包子争（蒸）口气”的心理误区。从而使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迅跑，早日过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如需转载，请事先联系）
作者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联系电话 0563--2515685
电 邮 lus3030685@yahoo.com.cn
骆玉生
据3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道，河南省巩义市农村的两位邻居，因为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一片青菜，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此事在法院打了五年官司，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一起普通的民间小官司，竟然要用五年的法律诉讼来判定对错，诉讼成本可谓不低。但是，目前这种现象却在一些农村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不少民间纠纷官司化。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像这类民间小官司通过诉讼渠道去解决，表明经过近二十年的普法宣传，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能勇于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讨一个说法”。这是一件好事。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说，邻里间的一次小小纠纷，竟然在庭里庭外耗费了五年多时间，成本的确很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却又不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产生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
一、人民调解组织的涣散和调解功能的弱化。我们知道，解决民间纠纷的渠道有多种。在社区、农村有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办事处有司法所。此外，还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在笔者幼时的记忆中，是小事（纠纷）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而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与一些基层调解组织涣散、调解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有一定的关系。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调解成功，二是不成功。如果调解成功，那还好，当事人双方和调解组织都感到满意。如调解不成功，调解组织花了人力、物力不说，有时还难免得罪一方当事人，有时甚至是两方都不满意。由于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时不收费或收费很少，而要进行调解又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因此，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的积极性不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调解的当然好，不能调解的就让当事人到法院去起诉。因此，一些本该能在基层组织解决掉的纠纷，最后也还是要通过法院才能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不愿花过多的精力提高调解水平，解决民间矛盾，难以使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一些媒体在法制宣传过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忽视宣传当事人互谅互让，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而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现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办了不少法制宣传栏目，有的知名度还比较高，拥有一定的受众。媒体所请到的嘉宾一般是教授、专家、律师。他们一般侧重于纯理性的法律思考分析案情，作出参考性评判，有意无意地给受众传递了一种纯理性的法律理念。在一般的节目报道中，编辑、主持人往往选择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情绪比较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案例。仿佛不选择这类案例，就不能达到宣传效果，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就显示不了他们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调解结案，会给当事人一种“和稀泥”的感觉，不能起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他们侧重于宣传实体法律条文，指导当事人和受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宣传和社会后果，忽视了调解这一“东方特色”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忽视了判决结案所带来的上诉、申诉和上访等一系列社会后遗症。这无疑会给人以缺憾。而且，这样往往容易误导众多的受众。由于媒体自觉不自觉地误导，促使老百姓产生了一旦涉讼，就要“争个清楚明白”的意识。
三、法院过分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强调诉讼效率。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法官忽视中国的国情，忽视调解手段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不愿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得一些本来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最后作判决处理。这样，使得当事人进行上诉、申诉，案件进入二审或再审程序。官司最后打下来，当事人双方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得不偿失。有时还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访。
四、当事人狭隘的诉讼心理。如前所述，随着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多数老百姓眼里，法律诉讼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佳选择，任何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很多本来可以化解的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通过诉讼解决后，反而给当事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纠纷一旦到了法院处理，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既然已撕破了脸皮，就应“争个输嬴”、“讨个说法”，没有必要进行协调、让步。至于诉讼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浓厚，老百姓对诉讼有一种陌生感、新鲜感和好奇感。一旦身陷其中，难以从中解脱、自拔。
笔者认为，解决“民间纠纷官司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水平。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人民调解曾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文化的同时，西方也在学习、仿效我们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在解决各种纠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调解制度。我们知道，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我们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该主动担当起“社会第一道防线”的重任，提高自身素质和调解水平。相关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对人民调解工作予以重视，并加大民间调解工作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实践证明，这方面投入的回报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这也是一种发展和环境投资，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样能取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
其次，要加强和改进普法工作，注重宣传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各种媒体在我国的普法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电视和广播。我们希望有关媒体在宣传法律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些能体现人文情怀的案例，加大调解案例的宣传报道。而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中，不妨采用传统的“小喇叭”、宣传栏、巡回法庭、街头宣传台等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形式，使他们知道民间纠纷及时得到调解的好处。这样，树立人民群众正确、经济的维权意识，让他们安心发展经济，杜绝不必要的滥诉和讼累。
第三，增强民事审判法官的调解意识。在法院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一步到庭”、“当庭宣判”，而要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坚持能调则调，需判则判，尽量多调少判。同时，对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轻微伤害、小额诉讼等案件，可以增设“调解”前置程序。在调解前和调解时，注重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多种维权的途径和渠道，了解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越性。让当事人了解调解结案的优点和好处。另外，法官也要提高调解水平，提高调解结案率。法院可以把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这样，也能使法官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集中精力钻研审判理论和业务，重点审理好疑难案件和复杂新型案件。
最后，要加强对当事人的心理研究，通过法律宣传，说服教育，使当事人摒弃错误的诉讼心理。法官、司法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是查明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纠纷。但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当事人。而要做好解决当事人纠纷这项复杂的工作，就必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使他们了解到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民间纠纷途径。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维权途径。纠纷即使已进入诉讼程序，也要争取花最低的成本，及时解决。使当事人知道诉讼外调解、庭外和解比对簿公堂更有利于民间纠纷的缓和与化解，让他们走出“不蒸包子争（蒸）口气”的心理误区。从而使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迅跑，早日过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如需转载，请事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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