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设立“限制离婚制度”回应赵勇等八位读者

王礼仁


　　我建议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考虑期”，有许多读者有不同看法。我看了一些文章，总的来讲，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否定的多；二是曲解的多。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应。

1、赵勇同志观点全文：

　　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法官如此荒唐让人心惊_
2010-04-30 10:33:00　来源: 现代快报(南京)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期间，湖北宜昌市中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类似限制离婚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也曾提过。黑新雯当时遭到了舆论的炮轰，大家都认为：限制离婚自由是对权利的无理侵犯，更是社会的倒退，跟当年大小事情都要报政府批准没什么区别。
　　对黑新雯代表的批评，完全也适用于法官王礼仁。但王礼仁跟黑新雯还不一样，因为王礼仁是个资深法官（能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王礼仁的资历想必不浅），“法律可以随意扩张以干涉人的自由”，这样的话从一个司法者口中说出来，更让人觉得后怕。
　　权力要尊重权利，这是现代人的共识，身为资深法官的王礼仁，更应该深知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司法者，王礼仁对权利的漠视让人心惊，说他是个法盲，恐怕不过分。结婚是人的自由，离婚何尝不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在结婚多少年之后才能离婚，也要法律来做出规定，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法律代表的是公权力，它的手不能伸得太长，更不能毫无节制。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是自愿的，也不影响他人，就不用劳烦权力来横加干涉。离婚也要由法律来规定年限，这其实跟“夫妻家中看黄碟被抓”是一个道理，都是权力手伸得太长的恶果。
　　法官王礼仁提出离婚要法律规定年限的荒唐建议，足以证明，一些权力者仍然搞不清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他们仍然迷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个人的自由为了做出配合，哪怕牺牲再多，都是理所应当的。（本报评论员赵勇）(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

【对赵勇同志的回应】

评论员赵勇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 他的标题是“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这不是我的建议，我没有提到“若干年”，是评论员便于评论而杜撰的一个靶子。如果再上“终生”不得离婚，反对的理由可能更足。
至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确实难以搞清，但绝非公权不介入私权。至于公权如何介入私权，当然有待研究。我的建议是否有用，这当然需要代表人们利益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如果立法者和广大人民都认为，上午结婚下午离、今天结婚明天离、一月结离三四次，这种婚姻自由好，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我不得不重复强调：在“自由王国”的欧美国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香港、澳门的立法也有此限制。
如果借用赵勇评论员的话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怎么没有感觉到可怕？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2、李克杰同志观点全文：

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
时间：2010-04-30 07:23　　作者：李克杰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上，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建议，“婚姻法”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这位法官的意思是，以法律的名义为婚姻设立“最短期限”，即在结婚后的一定期限内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离婚。这位法官解释说，他的建议还包括增加“离婚等待期限”。概括地讲，就是希望设立“婚姻最短期”和“离婚等待期”两个期限以防止草率离婚。
其实，随着离婚率上升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类似试图通过增加离婚难度防止草率婚姻的建议早已有之。远的不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增加婚姻调解书等离婚手续或增设离婚冷静期的方式，提高离婚难度，以有效防止“冲动型”离婚。
乍看上去，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实行，或确能一定程度上遏止不断飙升的离婚率。不过，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就存在偏差，它们更偏重于单纯维护婚姻稳定，而不是着力解决夫妻矛盾和化解家庭纠纷，因而所建议的措施难免会戕害婚姻自由，违背婚姻伦理和基本法理。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婚姻的动荡，“闪婚”、“闪离”的泛滥，造成婚姻家庭的严重不稳，特别是其背后的矛盾纠纷，更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婚姻家庭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努力维护婚姻的稳定，妥善处理婚姻纠纷，防止轻率离婚，既是立法司法者的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不过，如何防止轻率婚姻，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措施。
在我国，随着结婚、离婚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轻率结婚、闪婚闪离和离婚率急剧上升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和不安。按照我国现行规定，离婚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自愿离婚，直接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简单，即到即办;二是一方不离或有其他纠纷，需到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办理，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要经过调解、开庭审理、判决等法定环节，持续数月的时间。
就诉讼离婚而言，我国法律程序的调解环节和一定的审理期限，已经足以保证夫妻双方保持冷静，慎重决定。另外，在实体上，法官判决时还要对是否符合离婚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显然，通过程序“冷静”和实体“鉴别”，诉讼离婚案件已谈不上“草率”。人们诟病较多的是自愿离婚，建议增加离婚难度也主要针对它而言。
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3、吴丁亚同志观点全文：

法官建议修改婚姻法 婚后一段时期内不得离婚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报吴鹏
本报讯 （记者吴鹏）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渝办发〔2006〕14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烟花爆竹专营管理，根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的通知》（渝办发〔2005〕255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烟花爆竹批发、配送、零售等行为。

第三条 本市烟花爆竹销售实行专营制度，市供销总社负责烟花爆竹的专营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供销总社的委托，不得经营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专营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布点、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规范的连锁经营。

第四条 市供销总社的主要职责：

（一）确定和组建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和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

（二）制订和实施全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点方案；

（三）负责焰火晚会燃放的组织；

（四）负责初选在本市销售、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并配合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环保局确定在本市销售的烟花爆竹品种；

（五）负责烟花爆竹经营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

（六）配合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安监局等部门整顿和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

第五条 本市烟花爆竹实行统一归口经营管理。市供销总社负责组建2个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分别负责主城九区和其他区县（自治县、市）的烟花爆竹批发（代理）业务，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委托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的批发（代理）业务。

市供销总社在各区县（自治县、市）组建或确定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或委托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在区县（自治县、市）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负责烟花爆竹的配送业务。同一区县（自治县、市）内只能由一个公司负责烟花爆竹的配送业务。

第六条 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必须持与市供销总社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经营责任书》，依法向市安监局申请核发《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的批发（代理）。

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和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在区县（自治县、市）设立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必须持与市供销总社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经营责任书》，依法向市安监局申请核发《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的配送。

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临时专营零售点必须符合布点规划，并持区县（自治县、市）供销社的布点意见书和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经营责任书》，依法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核发《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持市供销总社统一制作的烟花爆竹连锁经营专营点标识，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的零售。

第七条 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必须在合法厂家进货，品种和规格必须符合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环保局、市供销总社的规定，并统一订单采购，统一监封，统一储存，统一供货。

2个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中一个负责主城区的统一供货，另一个负责其他区域的统一供货，2个公司不得跨区域供货，违者取消专营批发权，由市供销总社另行指定公司专营批发。

第八条 各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必须从划定供货区域的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进货，并统一配送行政区域内各专营零售点、临时专营零售点，不得跨区域配送，违者取消专营配送权，由市供销总社另行指定公司配送。

第九条 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和临时专营零售点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常年专营零售点应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做到专店经营、专柜陈列、专室储存、专人销售、专人保管，并配备符合消防部门依法规定的消防器材；

（二）临时专营零售点应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做到“专点、专柜、专人”销售，销售和存放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并配备符合消防部门依法规定的消防器材；

（三）经营场所必须张挂《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和市供销总社统一制作的烟花爆竹连锁专营点标识；

（四）经营场所内不得使用明火，照明电器应符合安全要求，烟花爆竹存放总量不得超过30箱；

（五）经营者应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能胜任烟花爆竹零售工作，同时具备烟花爆竹销售活动方面的安全知识；

（六）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和临时专营零售点只能销售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或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配送的烟花爆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进货，违者取消专营委托；

（七）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临时专营零售点应严格按营业执照许可期限进行销售，许可到期后的剩余烟花爆竹，必须及时处理，由专营配送公司或专营批发公司按协议收回，统一储存，妥善保管。

第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由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分别按照各自的供货区域，统一到公安部门办理运输许可证后，统一组织调运配送。

第十二条 市供销总社每年对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和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执行本办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以此确定下年度委托专营权；市供销总社委托区县（自治县、市）供销社或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区县（自治县、市）烟花爆竹专营配送公司对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和临时专营零售点执行本办法情况进行一次年度检查，并以此确定下年度委托专营权。

第十三条 本市范围内举办焰火晚会所需烟花和礼花弹，由市级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组织采购，并按公安部门的燃放许可范围，组织有燃放资质的企业进行燃放。

第十四条 市供销总社成立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供销总社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