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刑的冲突——对一起改判案件定罪与量刑的思考

张相丽 李翊


案情
李某（女，26岁）于2002年7月起在冯某（男，38岁）家做保姆并照顾孩子。其间，冯某与李某发生了两性关系，并许诺与同居女友黎某分手后娶李某为妻。黎某怀疑该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于同年9月24日上午，以冯某的名义将李某解雇。李某心存不满，于当日12时许，到朝阳区小红门乡明园学校内，以冯某找女儿(4岁)冯某某为由,将冯某某从学校骗至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七条44号院内其亲属处，后打公用电话让冯将其的衣物要及补偿费人民币二万元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将与冯的女儿一起死。当日16时许，公安人员接群众举报后将李某抓获。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涉嫌绑架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变更罪名的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从犯罪形式上看，在主观方面，被告人李某是为了向冯某索取补偿费，尽管法律对此不予保护，但是在本质上属于索取债务，而非勒索财物，因而不具备构成绑架罪的主观故意；在客观方面，根据本案的事发起因以及被告人李某犯罪的对象、骗走冯某某的经过、向冯某索要补偿费的方式、数额等因素，被告人李某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客观特征，故本案的犯罪事实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从犯罪的实质上看，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的犯罪事实也不符合绑架罪的实质特征，而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实质特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罪名的差异？
差异远不止于字面的不同，而源自于认识上的分歧。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笔者赞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李某一案应当属于典型的绑架犯罪案件。理由在于：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首先，主体上看，李系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主观故意上看，李某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受到冯某的欺骗，致使精神上遭受损害，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具备索要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的前提条件，其索要钱财的行为就是一种勒索财物的行为；从客观方面看，李某利用经常接送冯某女儿的便利条件，以欺骗的方法将冯某的女儿带至其亲属住地，同时以冯某女儿的生命安全相要挟向被害人索要财物；从侵害的客体看，李某将不明实情的4岁幼童骗走，形成了以实力控制的事实，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理由于法无据。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所列举的债务类型看，“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经济价值或财产性利益的债务。李某索要的补偿费，实际上属于精神损失范畴，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规定为该债务之列；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均不予受理，而冯某的行为在法律上还不足以进行否定性评价，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失就更不应该纳入刑事诉讼范围内予以解决。因此，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量刑的斟酌？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幅度范围内；而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从实现刑罚的公平性角度考虑，我们不妨回顾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并在内心中重新加以衡量，不难发现：李某并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图财害命的残暴之徒，而只是一个在城市里默默打工、自食其力的无知女子。当自身权利遭受无理侵害的情况下，她遏止不住内心的愤怒，一时感情冲动实施了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罚。从本案看，被告人首先是初犯，其次没有对幼童实施暴力或虐待行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并不恶劣，再次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社会影响小，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恶劣的程度，如果对这样一名女子处以最低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明显不太合乎情理，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从量刑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似乎实现了一定的公平。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一审法院作出变更罪名的判决的原因即在于无法协调定罪与量刑的公平。然而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如果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的确面临刑法分则条文所不能解决的困境。从现行刑法总则条文看，这个困境又似乎能迎刃而解：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又或者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笔者以为刑法总则的这两个条款是对于分则罪名可能判处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制度的两种救济途径。
然而，程序上的救济远没有实体上的完善来的直接而深刻。从长远角度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千变万化，侦查技术也日斟完善，有些犯罪可能在行为之初就被遏止住，有些犯罪的情节、性质不似在当年立法之时那么恶劣，因而有必要对某些罪名的量刑幅度进一步完善。量刑必须严格遵照刑法，背离刑法仅仅追求刑罚一方面的公正，丧失的可能是整个刑事司法的公正。笔者以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绑架罪的量刑幅度内增加一个较低的量刑幅度，从而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定罪与量刑的协调一致，不失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笔者注：本案后经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改判，确认被告人构成绑架罪，量刑上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作者单位：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张相丽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检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李翊 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里甲七号
邮编：100026
电话：010-65094881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内部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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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准确、及时了解建设银行发生的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的情况，加强案件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建设银行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侵害建设银行资金（含有价证券）和涉及建设银行枪支的下列（含未遂，下同）案件，要按本制度的有关规定上报。
一、诈骗案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诈骗资金数额较大的；进行金融票据、信用卡诈骗资金数额较大的；进行信用证诈骗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的案件。
二、盗窃案件：盗窃银行资金的案件。
三、抢劫案件：抢劫银行资金和运钞车的（不论是否造成资金损失或人员伤亡）案件。
四、涉枪案件：守库、押运用枪支被抢、被盗、丢失的；利用配发枪支犯罪活动的；因管理不善，造成枪支走火致人伤亡的案件。
第三条 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以公安司法部门认定的为准。未遂案件的认定标准为：虽未得逞，但已构成事实，或公安机关已经受理的。
第四条 下列情况列入案件报告内容：
1．发生的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情况；
2．成功堵截、制止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为保护国家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事迹；
3．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第五条 发案行保卫部门对发生的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要立即报告上级行，其中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盗窃案件、100万元以上的金融诈骗案件和抢劫、涉枪案件要在案发后12小时内逐级报至一级分行。
第六条 一级分行保卫处接到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盗窃案件、100万元以上的金融诈骗案件和抢劫、涉枪案件报案后，使用《建设银行保卫部门案件报告表》（见附表一）一案一报，于24小时内报告总行保卫部。
第七条 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盗窃案件、100万元以上的金融诈骗案件和抢劫、涉枪案件，一级分行保卫部门要在案件基本事实审理清楚和结案后，向总行保卫部报告案件综合情况和结案报告。
第八条 案件综合情况报告内容包括：发案时间、发案单位、发案部位、内外涉案重点人员的基本情况，案件发现过程、作案时间、作案手段，涉案资金数额、资金流向及用资单位、人员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存单、票据的流失和追收情况，堵截、查处和防范措施等基本情况，结案
报告除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涉案人员处理结果。
第九条 发生涉案金融1亿元以上的诈骗案、100万元以上的盗窃案，一级分行分管安全保卫的领导要向总行进行专题汇报。
第十条 一级分行保卫处每月汇总本行系统发生的案件，于每月3日前将上一月发生的案件情况分别使用《中国建设银行诈骗案件统计表》（见附表二）、《中国建设银行盗窃案件统计表》（见附表三）、《中国建设银行抢劫案件统计表》（见附表四）、《中国建设银行涉枪案件统计
表》（见附表五）电传报送总行保卫部。当月未发生案件的行，在上报的报表中说明。
第十一条 一级分行每年1月5日前，向总行保卫部报送上年度《中国建设银行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案件统计年报表》。年内没有发生案件的行，在报表上文字说明。
第十二条 发生案件的行，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不报，凡发案不报，而贻误案件查处工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总行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可依照本制度制定相应的报告制度。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1997年11月1日起执行，原下发的有关制度规定、统计报表停止执行。
附表略。



1997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