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众参与是民主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公众参与立法和良法之治二者间，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的过程中，主要是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有助于促进立法通过和立法完善的作用，其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时空性，与我国大陆的发展进程、客观制度及其当下运作经验脉络并不全然一致。同时，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发展迄今，仍有待更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问题的缘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著成就。经济的飞跃发展，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也衍生出各种危机与挑战，并集中体现在现阶段我国大陆逐渐酝积和出现的社会失序和各阶层间的对立。对此，执政党寻求因应和有效解决的突破口之一，就在于吸纳和引入外在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公众参与制度。此制度中的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则已是当代西方代议制度发展历程中立法民主化的重要展现，更成为发展趋势与时代潮流。实践证明，公众参与立法所呈现出的立法民主化、正当化和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立法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完善等作用。尤其在当前为推进我国大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探索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历程中，作为与此目标相适应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对于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推进作用和深远的价值意涵，也是我国大陆民主发展历程中的客观规律体现和必然要求。


应当说，公众参与立法作为现今代议制度的重要补充，其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落实和民主制度的推进、巩固与深化作用，已成为国人共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与客观因素，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得以较早地开启和积累了较多的公众参与立法的实作经验与教训，而在大陆的立法实践中仍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因而，对此命题的分析和探究，或许将为我国大陆当下日益兴起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提供一定程度的现实参照意义。这同时也是我国大陆法治建设之路所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值得予以重视。此外，据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现行代议制立法下的公众参与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置疑。例如，公众以何种角色或地位来参与立法活动？能否或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所可能面临到的制约因素为何？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认识到公众参与立法的作用和局限。


展开论述之前，将相关概念界定如下：公众指立法主体（主要指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以外的一般利益主体（公众个人、利益集团）。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公众在相关立法制度安排的保障下，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到立法活动过程，以合法表达其利益或诉求，从而影响立法决策的行为。[1]

二、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的角色安排及其作用

立法是对法律所欲规范主体间的“权利资源”和“权力资源”进行制度化的配置，在立法活动中，唯有使参与其中的各个利益主体能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充分的参与博弈，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达到有效地平衡、并能合理地调整各方利益主体间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从而使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在日后的实践中起到最为优化的社会效用。在此意义上，也可了解到，利益主体可以经由合法的参与平台，以沟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来充分表达和参与一切有关或感兴趣的社会公共政策、法律等议题，以满足其利益偏好或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众参与立法的内在本质，也就是强调立法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同时，也是西方当代民主思潮中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理念的核心精神所在。[2]然而，公众参与立法虽是推进立法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有益途径，但是，在研究和制定某一具体法律制度时，需要特别考量和关注的是：法律制度的设计应更多地权衡其所处客观环境，以及实践后的具体社会后果的评价与公众普遍的感受性，而非仅只是着重于简单抽象的法律内容的逻辑自洽。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所言：“给予法律制度生命和真实性的是外面的社会世界”。[3]为此，以下论述即紧紧围绕在对现实台湾地区立法活动中的公众参与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具体起到作用的考察，此也将能够促使我们更为客观、实际和深入地来检验该制度设计在实践过程中的成效。


（一）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


从一般的角色理论看，角色是因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生成了不同角色的职责与功能期待，及其角色互动中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或互补关系。[4]对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公众参与立法活动过程予以检视，不难发现，民选的立法者是被赋予代表“民意”和忠于社会公益的主要角色来进行立法；相应的，公众则被视为立法者的“辅助者”。这一不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权力资源配置，同时也展现在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可能起到作用程度的差异。也就是说，最终也都受到相关法律制度的结构性制约。[5]当下台湾地区立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立法主体的界定，是以“法律提案权”的有无为依据，因此，公众不是立法活动的主体。[6]这可以清楚地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得到佐证。如台湾地区“宪法”第62条规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另外，由于台湾地区迄今一直实行的是1947年所谓的“五权宪法”制度架构（此“宪法”虽经多次修正，但“五权”框架未变），相应的其他政府部门也皆有提案权（台湾地区的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机构也依法享有立法提案权，但由于本文研究旨趣所限，不予论述）。另外，从现今台湾地区最为常见的、同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立法活动途径—立法听证为例（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尚有请愿、游说、记者会、网络媒体、立法听证会、立法座谈会等），台湾地区“宪法”第67条第2款明文规定：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此外，“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也规定了“立法院”各委员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公听会（此即为大陆的立法听证会）。同法第56条规定，立法听证会的举行，“得”邀请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表达意见。同法第58、 59条则最后规定了，立法听证会结束后须提交报告给“立委”与出席人员，但该报告仅作为“立委”审议之“参考”。


从前述台湾地区现存立法制度安排的结构中，首先，可发现存在两个主要参与者：即“立法委员”及其以外的一般利益主体（公众个人和利益集团）。“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立法委员”组成，具体行使立法权。其次，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听证）时，其“入场券”（出席听证会的权利）的发放与否、立法听证会后报告的采纳与否（仅作为“立委”审议“参考”）皆掌控在立法者手中，且无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其约束。这无疑体现了两个立法参与者在立法活动中的权利/权力互动博弈的关系，及其所处的核心与边缘的地位关系，更决定了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因而，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台湾地区立法活动过程中，公众充其量是作为立法辅助者角色，并处于制度设置结构的边缘、模糊地位。公众仅享有立法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而关于重大的立法提案、审议、表决和立法决策权，等等，仍归属“立法委员”。因而，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态度与支持。相应地，“立法委员”是以立法活动的核心主角出现，享有主持、召开和掌控有关立法活动程序的种种支配性权力，并拥有最终的立法决策权。也许有研究者存疑：在法律制度约束下，公众作为立法辅助者，处于边缘、模糊地位，则作为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理性”的公众，经过理性的计算与权衡，仍会选择参与立法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吗？若是，则其意愿、动力来源为何？还有，最重要的是公众参与能否或起到多大作用？对此，本文将借由一个个案加以阐释和论证。为此，也将就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背后的特殊历史时空环境脉络，及其客观的实践语境予以结合、审视。


（二）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起到促进立法通过和完善的作用


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发展，从摸索、试错到迈向“有待”成熟完善，迄今已积累有近50多年的经验。最早似可溯至1962年“立法院”所审议的“医师法”修正案。当时就有许多民间的利益集团—“医师公会”、“中医师公会”、“牙医师公会”、“镶牙齿模承造业职业公会”等，纷纷向“立法委员”寄函来影响“医师法”的修正，以期维护自身权益。[7] 1960-1987年以前，台湾社会仍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因而，前述相关的法律规定大都形同“摆设”、“虚置”，致使公众参与立法的力度和空间受到各种客观外在的限制。公众对于参与立法虽有强烈需求，但仅能进行“摸索式”、“地下化”和“有限度”的参与。而真正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则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台湾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启动加上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经过大约20年的经济腾飞，为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变迁、公民意识的生发、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形塑等方面，奠定了相当厚实的根基。[8]同时，也在1974年始发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带动下，提供了“威权体制”松动和转型的重要变革能量，而逐渐开启“尘封已久”的参与空间。[9]当时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与壮大，更成为日后立法民主制度转型的重要动力。其显著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有别于以往分散于社会各角落的“原子化”公众个人，而代之以成立各种合法组织的“人民团体”（政治团体、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作为凝结、汇聚各种利益需求的中介，进而以强大的组织集中力、透过各种参与立法的途径来影响立法活动。解严后，在面临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急剧发展态势，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不断出台，且先前各种外在的客观制约因素也已逐渐退却，从而促使公众参与的渠道更为公开化、扩大化和多元化。同时，也提高和激发了公众参与立法的意识与饱满情绪，使得被“压抑”已久的巨大参与能量逐渐迸发出来。表现在：一方面，经由公众选举产生组成的“立法院”，已摆脱以往的“花瓶”、“橡皮图章”角色，而成为最为重要的民意实践场域。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具体实践中的立法转型：有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利益主体参与立法活动。那种解严前大部分纯由立法者制定法律、公众仅能被动守法而无法参与立法的局面已大为改观；代之的是立法者听取公众利益表达进而权衡各方利益的立法格局。


“立法院”是台湾地区最高的立法机关，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职权。举凡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等，皆须经“立法院”通过，因而“立法院”已成为公众利益诉求和表达的重要渠道。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私益与公共利益）都在此得以表达、协商、竞争和妥协，最后以立法的方式而为社会大众所遵守。公众为了能在立法活动中有效地影响立法决策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实现，一般都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而对于掌握立法权力资源、能调整社会关系和决定利益资源分配的“立法委员”，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中竞相追逐和极力笼络的对象。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与多元化，以及民主法治的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间社会关系、利益矛盾的多元化、复杂化。因而，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实践案例及其成果，也就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例如，80年代的“劳动基准法”、“银行法”、“优生保健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民法亲属篇修正案”和“纺织品配额办法修正案”，以及90年代的“海关进口税修正案”、“药物药商管理法修正案”和“汽车强制责任保险法”等法律[10]其出台背后，都可看到公众参与的热情身影，并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立法决策。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1]在现今民主制度中，公众意见的表达与讨论，是通过完备而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是指稳定、反复的，并在实践中起到制约人们行为方式的作用。[12]因而，公众必须凭依合法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机制的保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需求的表达、协商与对话，从而使立法者根据社会大多数的集体意志和公共利益，来制定客观可行的“良法”。此外，立法的效能，正取决于立法活动过程本身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一项立法活动若没有获得公众的参与和认可，将衍生出立法活动内在的程序正义的缺失，从而导致立法结果正当性的置疑。[13]再者，立法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务，是一种特定的活动过程。立法活动实质上是立法者将社会大众普遍的利益需要和诉求，依据法律的规定在一定职权内，通过相应的程序有选择地转化和上升为国家所赋予和认可的法律利益的活动。而按学者周旺生教授的见解，立法活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观察：立法准备阶段：法案到法的阶段；立法的完善阶段。此三阶段的划分，也有助于本文的论述和分析。[14]鉴于本文的研究旨趣，为了使命题的论证得以展开并有所依附，故以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的立法活动过程为例，从中将可发现公众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立法活动中，所表现出不同或交叉运用的参与方式，从而也为我们具体揭示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到的相关作用。


对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的立法过程作概括梳理，可知该法案得以出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当时台湾地区的烟害问题严重恶化，青少年吸烟人数的比例过大且逐年攀升，每年有数万人死于烟害，而由此造成的医疗支出与相关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百亿以上。几十年来各种烟品的总消耗量未见下降，政府所执行的烟害防制效果不彰。针对此“制度失灵”现状，经由公众个人自发倡议，旨在烟害防制和促进人民健康的民间公益性团体—董氏基金会于1984年正式成立（此为一推动烟害防制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之初大量收集和翻译海内外的相关烟害防制资料，并邀集医界、学界和环保人士共同参与。其专责于烟害防制的政策规划、教育宣导、媒体传播、戒烟计划等议题，并促成相关法案之立法、修订与监督执法）。董氏基金会意识到，唯有透过参与立法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或降低烟害问题。遂即着手参与相关的立法活动，并最终倡议和催生了一项公益性法案—“烟害防制法”草案。此法案于1992年送“立法院”审议，直至1997年才获通过。在此期间，基金会与烟商（台湾地区烟业协会）曾对此法案名称和实质内容发生过严重的争执，致使立法进度一度因缺乏共识而延宕。而后，双方也曾动用大量立法资源来寻求和影响“立法委员”的支持。所幸最后“烟害防制法”在立法者、董氏基金会和烟商间的诸多利益博弈下，于1997年完成立法与实施。这成为又一个由公众自发推动和促进立法通过的成功案例。以下，本文将以先前所界定的立法活动三阶段，来予以检证。


1．在立法准备阶段：董氏基金会自1986年起先后举办过众多场次的记者会，试图借由舆论媒体的报导以寻求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使其公益性法案立法宗旨的“正当性”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进而影响立法决策。例如，该基金会曾举办了“消费者有拒绝二手烟的拒绝权”、“支持烟害防制法—全民给“立法委员”的一封信”和“烟害防制法”的记者会等。此外，为了达到宣传和推进其立法诉求，举办了各种电视、广播媒体、贴纸、海报、报纸杂志等公益活动，同时也应邀出席“立委”所召开的立法座谈会。借由活动的举办和参与，该基金会从中征求和汇集了大量的社会各界意见和相关立法信息。随后，并自行聘请律师草拟“禁烟法草案”大纲，提供相关有益的立法信息给“立法委员”作为其立法决策的参考。另外，基金会也曾结合医界、教师、妇女和环保等21个公益性团体成立了“拒烟联盟”，共同签署并提交“促请烟害防制法早日完成立法”的请愿书给“立法委员”，具体要求其将该法案列为当期立法议程的重大优先法案，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立法决策，催生了法律的出台。[15]


2．在法案到法阶段：在“烟害防制法”送“立法院”审议时，“拒烟联盟”积极采取各种参与立法活动策略试图影响立法者。其中较具特色和关键的有：（1）联盟主要成员经常拜会立法委员及其助理，多次请求将该法案列入优先审查。并制作了大量“说帖”，说明该法案的重要性，争取相关“立法委员”的支持；（2）参加“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举办的立法听证会，针对与会的行政部门官员、立法委员和舆论媒体对相关法案的争议或不了解的部分作进一步的沟通、协调与说明。并在法案审议过程中适时提供相关资料，以化解各界疑虑，促使立法活动顺利进行；（3）进行相关的立法游说活动。董氏基金会和烟商的利益诉求不同（前者为公益，后者为私益），各自所能动用的资源和影响力互异（如人力和财力资源悬殊），因而其立法游说方式各有不同。例如，前者常藉由高度民意的正当性支持而动员公众以电话或信件向“立委”施压（即采取“低成本”的诉诸于社会舆论的传播力）；后者则往往交由有经验或有深厚政商背景的公关公司来代为运作。不难发现，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立场互异、各自有所支持的立法者（此时的立法者适足以鲜明地展现其各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并进而表现在其各自所持的预设立场、态度与投票结果上。在所谓“烟商版”和“公益版”不断“角力”的情况下，该法案最终以“折衷协商版”的妥协方式出台，显现出“公共利益”和“私益”博弈的复杂性。


3．在立法的完善阶段：“烟害防制法”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并公布施行后，上述这些全力推动烟害防制立法的民间公益性团体，也从原先的立法倡议、推动者转变而为监督执法者和进一步协助完善立法的角色。这些团体拥有固定的联合监督“法律施行”的例行性举措，例如，每年定期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公布关于该法运行成效的结果报告，从而“提醒”公众关注，也达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与此同时，对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而使该法得到较好的施行成果。另外，还结合其他民间团体通过记者会，多次要求“立委”召开立法听证会，促使法律适时改进和完善。

轻缓刑事政策适用浅析

郑圣果

内容摘要：对轻微犯罪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司法手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社区矫正是轻缓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社区矫正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加以改进。
关键词： 轻缓刑事政策 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 相对不起诉 社区矫正

一、引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轻轻重重，轻重结合” ，具体而言，“轻轻就是对于轻微犯罪、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的非犯罪化处理或进行开放性的处遇政策；重重就是对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作为刑事规制的重点并更多地使用长期的监禁刑”（1），“轻轻”与“重重”两方面相结合，轻重合宜，良性互动。 如何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庞大的课题。有学者在论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方式时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当代我国刑法领域应提倡的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实现的途径。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立法层面，一个是司法层面，司法层面又分为实体法方面和程序法方面（2）。 本文旨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范畴内，论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轻轻”方面（轻缓刑事政策）在检察环节的具体应用，兼议检察机关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二、轻缓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以刑法谦抑为其理念基础，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刑事诉讼法问题（3）。刑事诉讼程序从广义上来讲，不仅包括由法律规定的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步骤、方式，也包括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遵循的原则，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正确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构成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对轻微犯罪采取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为指导方向的轻缓刑事政策，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轻罪者，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缓和负面情绪和社会冲突，这既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司法手段，同时也符合世界范围内“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趋势。

三、轻缓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
轻缓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可有多种形式，并于近年呈现不断增加和扩大的趋势。许多学者借鉴国外先进做法，结合中国国情以及司法实践，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包括严格控制逮捕的法定条件、刑事和解、辩诉交易、暂缓起诉、扩大缓刑、罚金刑、管制刑的适用、提高财产型未遂犯的起刑数额、对公职人员适用资格刑、建立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制度、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等等。限于水平和篇幅，本文仅就刑事和解、相对不起诉、社区矫正三项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
（一）、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案件范围
在前文中一再提到轻微刑事案件的概念。是否属于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来说，直接关系到能否适用轻缓的刑事政策，因此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界定至关重要（4）。我国的法律条款中虽然出现若干次轻微刑事案件的用语，但并未加以明确的定义，学界对此也无定论。笔者以为，对轻微刑事案件范围的掌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首先，在案件类型上可以参照但不限于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具体规定（5）；其次，在案件的证据上，应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且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另外，在犯罪形态上，主要是偶犯，过失犯，中止犯，从犯，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犯罪，一时冲动犯罪等；最后，在犯罪的主体上，一般应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聋哑人、无再犯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等犯罪嫌疑人（6）。
（二）、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具体方式
1、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调解（通常是司法工作者），受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商谈后，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协议，体现的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刑事和解在检察环节，也有司法实践者提出，可表述为“犯罪发生后，在检察官的主持下，使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地和解，以解决刑事纠纷，并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7）。刑事和解有利于避免犯罪的标签效应，防止被告人在判处监禁刑后“交叉感染”，同时提高了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提升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满意度，使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犯罪前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处理轻微犯罪案件的较好结案方式。
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需同时具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客观要件则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要求。具体可细分为以下几个实质条件：犯罪嫌疑人作有罪答辩；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得到切实地履行；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目前在检察实践中，经常采取以下做法：轻微刑事案件经公诉机关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条件的，委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在被害人同意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并与之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8）。
2、相对不起诉
相对不起诉或称裁量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可见，相对不起诉的前提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只是由于具备法定情节，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予刑事处罚。该规定既赋予了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也是对轻罪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的体现。相对不起诉作为对轻微犯罪宽大处理的有效途径，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当实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但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并未引起检察机关的足够重视。有学者指出，“在实际运行中，检察机关的裁量不起诉权是受到严格制约的，尤其是在追求起诉率的严打态势下，裁量不起诉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9）。
3、社区矫正
随着世界刑罚轻缓化趋势的发展，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占据的位置也愈加重要。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使用的刑事制裁方法的总和（10）。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主体内容，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执行期限内，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以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始于2003年7月（11），矫正对象的范围比较狭窄，即只适用于判处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从理论上来看，社区矫正不仅完善我国刑罚结构、体现了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结合，而且有利于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顺应行刑社会化的发展，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轻轻”精神。另外，根据有关部门对第一批改革试点工作的统计，“95％以上的社区服刑人员都能服从监督管理，积极接受教育，……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不足1％” （12），实践表明这项工作在降低再犯率、维护基层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切实的作用。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各地检察院在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涌现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来源于相应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不明确和滞后，有些则产生于摸索创新的实践过程中。下文简要阐述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相应对策，并指出检察机关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增加相应规定、规范工作程序
目前在立法层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法院可以对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调解（13），而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进行的刑事和解比审判阶段的实践更广泛。 例如在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的轻伤害案件方面，仅就北京市检察机关而言，自2003年7月由北京市政法委下发了《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后，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7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轻伤害案件4607件，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和解后，作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诉处理的仅4件（14）。在具体的工作程序方面，据笔者了解，各地检察院的做法存在很大差异。有的检察院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或在承办检察官指导下，由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律师进行协商，或由承办检察官牵头联系双方当事人所在社区的负责人或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以上种种尝试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对维护社会稳定、节约诉讼资源、恢复社会秩序具有重大意义。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加有关刑事和解的条文，对刑事和解的定义、执行主体、效力、条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在陈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第20条中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殊值赞同。另外，有关部门亦应统一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工作程序，无论最终采取何种方式，检察机关在和解中处于何种地位，均应避免因地区差异造成的程序上的混乱和不公正。
（二）、相对不起诉：增加可操作性、扩大适用范围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首先，在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原刑事诉讼法有关免于起诉规定中并不存在的“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定条件；其次，何种行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既无立法的明文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缺乏可操作性。另外在实践中，如部分省、市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下，甚至作为考评起诉工作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人为地限制相对不起诉的适用。
上述问题客观上使得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极低，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更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或至少在指导性意见中，结合检控实际，将“犯罪情节轻微”等适用标准具体化、明确化，以利于实际操作和统一标准，打消检察官宁可以起诉方式来消除后患的顾虑；也有人建议我国司法实践中扩大不起诉的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15）。笔者以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有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的条件过于严苛，但是如此大的跳跃发展仍显得过于超前和急进，在适用相对不诉时，参照前文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界定似乎更为妥当些。另外，在事后处理方面，应在相关群众或社区范围内予以公开宣布，同时赋予检察意见书一定的法律效力。主管机关应在一定期限内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或由相关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对检察意见书规定的内容消极懈怠的，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达到宣传教育、以案释法的目的，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三）、社区矫正：增加缓刑适用、加强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尚属于摸索实验阶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非监禁刑的执行没有相应的配套法规，而仅有的《通知》和相关规定又非常原则、粗放；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和数量太少；管理体制和管理责任不明确；缺乏对罪犯的权利保障及刑事奖励的规定等（16），这些问题与当前轻缓刑事政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笔者分以下三点阐述检察机关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中的作用。
首先，调查表明轻微刑事案件占基层检察院刑事案件的相当比重，在某些地区甚至占到三分之一。而基层检察机关长期从事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熟悉地区概况，对监外罪犯执法活动中容易产生的问题和工作薄弱环节比较了解，能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或整改意见。具体可以采取列席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和工作会议、帮助制订并监督落实监护、报告、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向公安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的方式加以指导和监督。各地基层检察院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和工作制度，在必要时完全可以加以调研并推广（17）。
其次，检察机关应在增加缓刑适用方面有所作为。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0年全国的缓刑适用率为15.85%，2001年为14.71%（18），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法官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缓刑，而检察机关往往关注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绝少在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对被告人宣告缓刑。有人建议在审判阶段设置增设缓刑听证程序，对缓刑宣告的权力进行重新配置，扩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增加社会参与权，做到彼此分权，相互制约，以实现缓刑宣告的公正与公平（19），尽管这一设想在目前难以获得立法支持，但检察机关应在观念上提高对缓刑适用的重视度，对符合轻缓刑事政策适用条件的案件积极提出量刑建议并予以监督和落实。
另外，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据此，检察机关应强化监外执行的动态监管，对社区矫正中的违法违纪现象要及时予以纠正或依法处理，同时对符合假释、监外执行条件的，提请相关部门依法审查，做到该严则严，该宽则宽，促使矫正对象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改造，尽早实现再社会化。

结语：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和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应以轻缓刑事政策为指导，为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1）蔡道通：《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陈兴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4页。
（2）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该文进一步指出，在当前中国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http://www.readlife.com/hphtml/?thread-36862.html
（3）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下）》，载于《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第24页。
（4）另外有学者和司法实践部门对轻微刑事案件理解更为宽泛一些，只要具备刑法规定的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条件即可。

（5）八类案件即故意伤害案(轻伤)、重婚案、遗弃案、妨害通讯自由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侵犯知识产权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
（6）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条虽可以成为衡量轻罪案件的重要标准，但不能机械地适用，应根据社会犯罪形态的发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笔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