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
虽然行政诉讼先予执行目的需要扩张，使之适用范围更为宽阔，但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在特定领域严格控制先予执行的适用。当前，最为突出的是防止征地拆迁中拆迁人滥用先予执行，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譬如，作为拆迁人的原告就拆迁裁决提起诉讼后，又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执行完毕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笔者认为，如果准许原告在先予执行后撤诉，会造成以下弊端：
　 首先，不符合先予执行法律规定的目的。先予执行目的是为了在诉讼结果确定之前，为解决原告生活、生产情况紧急需要或者为防止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实施的一种保全措施，其实施的前提是如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生产经营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法院实施先予执行并不是对案件纠纷作出定论，只是在官司尚未分出胜负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如果在先予执行后，就允许原告撤诉，便存在以执行代替法院裁决嫌疑。
　 其次，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先予执行后，未经开庭就允许原告撤诉，未形成确定性的处理结果，使实体处于搁置状态：申请人预先实现了以后判决中可能确定的部分权利，被执行人预先履行了以后判决中可能确定的部分义务，从表面上看案件的实体争议已经解决，诉讼可以终结，申请人可以撤诉。其实不然，先予执行只是一种预执行，这种执行是否正确合适有待于继续审理才能得出结论。如果先予执行后即允许申请人撤诉，这是对其他当事人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剥夺了其他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抗辩权。一旦先予执行不当，势必酿成新的争议，给被申请人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院的社会形象。
　 第三，《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人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若允许原告在先予执行后撤诉，将无所谓“败诉”或“胜诉”，对于因先予执行获益的当事人，因原告撤诉而避免“败诉”，也就可以不对被申请人承担因先予执行造成的损害赔偿，这样就使该法条变成多余，法律就被架空了。
基于此，立法应当作出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后，应当对案件进行审理，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作者腾龙，北京合伙人律师，联系电话：13520726919，QQ:370381380）


该案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

徐茂生


一、案情简介
某甲驾驶农用小型货车运货，途中与骑二轮摩托的某乙交会时发生交通事故。某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所在地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验、调查，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某甲与某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某乙的亲属不服，向上级交警部门申请复议。上级交警部门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某甲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某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之后，交警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并对某甲采取强制措施，追究某甲的刑事责任。某甲不服，以该责任事故认定书系具体行政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二、处理意见
在本案适用何种程序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它直接起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无论是现行的司法政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实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优先，但均执行的是“先刑后民”、“先刑后行”一惯的做法，而不应颠倒。此案发生后，事故责任先后经过认定、复议，救助途径已经走完。因此，应当坚持以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为先的原则，对某甲的行政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论是旧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还是新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都应视为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因为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交警部门根据行政法规授权而作出的责任认定，是适格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次，该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意志，他不以行政相对人是否同意为要件，即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再次，责任认定的作出是以特定的人或事为前提，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最后，该责任认定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有着实际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责任认定行为具有可诉性。法院应该受理某甲的起诉。
三、评析
与“先刑后民”相类似，“先刑后行”一直是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遵循。但是，严格地说，“先刑后行”不是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先刑后民”源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当中，如果发现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中止审理民事案件，把案件移交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它是一个由司法解释来确认的，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的一个司法原则。这个司法原则在过去一直是被认可的。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惩治犯罪的司法理念，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司法背景下，把打击犯罪放在第一位的司法理念。从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实行了对于权利关系很明确的案件没有必要实行“先刑后民”。“先刑后民”只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方式。法律原则只能是从更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出发。
在处理刑事和行政交叉的案件当中，基本的指导思想不应是有利于打击犯罪，而应是有利于正确地区分刑、行界限，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当把这样一个价值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个社会现象交织着几种法律关系，不管是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刑事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首先是保护国家的、法人的、社会组织、还有自然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对于违法行为给予制裁。制裁本身我们把它分为三种方式，就是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的。刑事手段应该是最后一个手段，绝不能放在第一位上来进行。
因为，在复杂的争议里面，存在着几种法律关系，在财产权益还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运用公权力或者运用刑事诉讼方法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判断，甚至是当事人之间不是处在一种平等主体的关系里面，去确认一个权利争议，一方以受害人身份，同时来寻求一种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确认和利益的分配，这本身不符合在市场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
行政相对人对公安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责任认定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种情况下以“先刑后行”的话，行政相对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有可能被逮捕判刑，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诉权就被无形地剥夺了。而行政诉讼又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一个重要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在该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有效前，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只有经过行政诉讼，确认有效，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刑事定案作为重要的证据之一，虽也经检察、法院的审查，及质证和认证的程序，但与行政诉讼的专项程序性审查是不同的）。否则，不但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同时也影响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容易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综上，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对待此类案件应当“先行后刑”，把握住案件的质量关，尽量减少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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