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度纵横论

何家弘*

陪审制度是我国法学界研究较少的问题之一。然而，陪审制度在司法系统中的运转机制和存在价值以及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思路，都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西方陪审制度的沿革
（一）古希腊和古罗马：西方陪审制度的芽床

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就司法制度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采用过奴隶主或自由民集体裁决的模式。例如，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国家中，斯巴达和雅典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其中，前者采用贵族政体，后者采用民主政体，但是二者在司法活动中都适用“集体负责制”。

斯巴达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长老会议即贵族代表会议。长老会议由28人组成。成员从年满60岁的贵族中选举产生。当城邦中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长老会议就要进行“审判”，听取当事人和有关证人的陈述，并做出裁决。由此可见，那些贵族代表实际上都是共同裁决诉讼的法官。

雅典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由全体自由民组成的民众大会。当地居民发生诉讼纠纷的时候就要召开民众大会来进行裁决。这等于说全体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①陪审法官从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每次参加审判的陪审法官人数大概是法院陪审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

古罗马的司法审判权最初也属于民众大会。虽然那些暴动、叛乱和杀害奴隶主等重大刑事案件由临时设立的专门机构（类似于后来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案情，但是最终的裁判权仍然归民众大会。公元2世纪，罗马共和国设立刑事法院，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不过，这种刑事法院仍具有民众集体负责的性质，因为法官都从公民中选举产生（一般为贵族或富人），每年改选一次，而且每个案件都要由30至40名法官共同审理。这种集体裁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方国家奴隶主民主制度的特点，而且其中蕴含了陪审制度的思想文化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陪审制度的“芽床”。不过，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嫩芽”没能生长起来。后来，西方陪审制度的发展中心也就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不列颠群岛。
（二）英国：西方陪审制度的苗圃

英国是普通法的故乡，而普通法系国家又被视为现代陪审制度的主要领地。但是陪审制度并非在英国土生土长，而是由“征服者威廉”从欧洲大陆带到不列颠群岛的。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5000名骑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并很快就征服了英格兰，建立了统一的英吉利王国。“征服者威廉”在决定用英国的法律统治英国人的同时，也把诺曼人在审判中设立陪审团的古老习惯带到了英格兰。开始时，陪审团仅用于涉及王室权利的诉讼之中，而且陪审团仅具有证人的功能。后来，陪审团也用于对个人纠纷的审判，而且其职能也不断扩展和变化。

1164年，亨利二世在其领导的司法改革中颁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克拉灵顿诏令》。按照该法令的规定，巡回法官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应该找12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员。陪审员有义务就案情及被告人是否有罪宣誓作证。1166年，亨利二世再次颁布《克拉灵顿诏令》，规定在凶杀、抢劫、伪造货币、窝藏罪犯、纵火等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对被告人的指控必须由陪审团提出。10年之后的《北汉普顿诏令》又增加了一些必须由陪审团提出指控的罪名。这些法令明确规定陪审团的职能包括提出指控和参与审判，因此当时的陪审团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起诉陪审团又是审判陪审团。

127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韦斯特明斯特诏令》，规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应该通过陪审团提出起诉。1352年，爱德华三世又颁布诏令设立另一种陪审团。它由12名当地居民组成，其职能是参加审判，协助法官认定案情和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法令还规定原来设立的那种陪审团不能再参与审判，只负责案件的调查起诉。这个法令就确立了起诉陪审团和审判陪审团相分离的制度。由于起诉陪审团的人数可以是12人至23人，而审判陪审团人数固定为12人，所以前者又称为大陪审团，后者又称为小陪审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二者的职能有明确的划分。大陪审团的职责是决定应否起诉，小陪审团的职责是在审判过程中协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决。②

大陪审团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职能包括犯罪侦查、预审和起诉。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和起诉的机构相继出现，所以大陪审团只剩下预审职能。20世纪初，治安法官又逐渐接过了大陪审团的预审职能，所以审判前设立大陪审团的情况在英国日益减少。1948年，大陪审团彻底退出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

小陪审团的命运比大陪审团略好。它没有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它在审判中的作用也日益萎缩。目前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小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案件越来越少。不过英国犹如西方陪审制度的“苗圃”，不断输出“树苗”。17世纪以来，英帝国在向外扩张的同时把陪审制度带到了美洲、亚洲、澳州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地区。但是在多数“输入国”内，陪审制度仅用于少数严重刑事案件。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输入国”又都相继放弃陪审制度，唯有美国仍然对陪审制度情有独钟。
（三）美国：西方陪审制度的沃土

17世纪初期，在北美定居的英国移民把陪审制度也带到了殖民地的司法体系中，而且与英国的发展顺序一样，首先出现的是大陪审团。163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大陪审团。1641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也建立了大陪审团。然后，其他殖民地也都相继确立了大陪审团制度。

大陪审团的职责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大陪审团由当地居民的代表组成。各殖民地对大陪审团的组成人数规定不一，最少的5人，最多的23人。18世纪，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激化。大陪审团做为当地居民的代表，自然在审判中竭力与王室代表抗争，维护殖民地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大陪审团经常被殖民地人民用做对抗英国统治的工具。例如，在1765年的“印花税法暴乱案”中，波士顿的大陪审团就拒绝起诉地方的民众领袖。相反，那些亲英派人士被大陪审团以“叛国罪”起诉的情况则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大陪审团在反对英国王室的斗争中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在1776年独立之后，人民对大陪审团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并将它写入在1791年成为美国宪法组成部分的共包括10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对严重刑事案件的审判必须以大陪审团的调查和起诉为前提条件一一“任何人都不应因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之罪或其他重罪而接受审判，除非有大陪审团的调查报告或起诉书为据。”③

然而，自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要求废除大陪审团制度的运动。反对者认为大陪审团制度是一种“旧习俗”，不符合“进步时代”的要求；而且大陪审团调查案件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于是，美国的一些州开始不再使用大陪审团制度。这些州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尽管这些州大多在法律上仍然保留了有关大陪审团的规定，但是大陪审团在实践中已然名存实亡了。美国东部和北部各州以及联邦司法系统则仍然在重要案件的调查起诉中使用大陪审团。例如，从1929年芝加哥的“情人节惨案”到1969年芝加哥的“黑豹党冤案”，从l972年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到1998年令克林顿总统难堪的“绯闻事件”，大陪审团在案件调查中所发挥的作用都给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小陪审团的发展历程并不像大陪审团那样引人注目，也没有明显的大起大伏。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各地的法院在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时候就广泛采用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立法机关也把小陪审团写进了于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其中的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获得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第七修正案则规定在诉讼标的超过20美元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有要求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当时，20美元是一个较大的数额。在那以后，由12名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作法一直是美国各地法院采用的主要审判方式。即使在其他国家纷纷放弃陪审制度的时候，美国人仍然对陪审制度情有独钟。这大概因为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一片特别适合陪审制度生长的“沃土”。
（四）法国：西方陪审制度的试验田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其陪审制度的发展变化也与英国和美国有很大差异。公元5世纪末，灭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当时日耳曼诸王国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由于其社会制度是正在瓦解过程中的日耳曼氏族制度和罗马境内日益成长的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其司法制度也是一种混合体。其特征之一是冠以法院名称的民众集体审判。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审判机关称为郡法院和百户法院。但二者实际上就是郡和百户的民众大会。审判的时候，法院管辖区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要参加。审判由郡长或百户长主持，但是由所有参加审判的民众共同查问案情和做出裁决。

公元8世纪末，查理大帝用法令形式确认了这种专职法官制度，并建立了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王室法院。然而，查理大帝的努力并未能阻止地方封建势力的增长。王室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公元813年，法兰克王国分裂为三个王国，其中的法兰西王国逐渐壮大并成为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中心和代表。法兰西的法院系统比较发达，包括王室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

法兰克王国刑事案件的审判一直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诉讼必须由原告提起，法官不得主动追究。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是宣誓陈述、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但是到了法兰西王国之后，王室法院首先放弃了这种传统的主动调查案件，传讯被告人和证人，而且以刑讯问案做为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13世纪后，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农民的镇压和对海盗的打击，又把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扩展到各地审理普通刑事案件的法院，而且开始派国王代表到全国各地去监督地方法院的审判活动。这些国王代表后来就成为同时握有刑事案件中的调查权、起诉权和审判监督权的检察官。在这种审判体制下，陪审团自然没有生存的土壤。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给法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给法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试验的机会。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人士认为英国的陪审制度很符合法国革命的精神。1790年，法国制宪会议决定用英国大陪审团起诉制度代替自己的检察官起诉制度。1791年颁布的《刑法典草案》开始正式实施控告陪审团制度。于是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起诉职责都落到了由8名当地居民组成的控告陪审团肩上④。陪审员从当地的选民名单中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在一名法官的领导下工作。在审查起诉时，他们只能听取控告人和控告方证人的陈述，并审查有关指控的文字材料，然后秘密进行评议。如果陪审团认为应该起诉，便发出逮捕令，并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来，法律又对这一规则进行了修改，控告陪审团不再听取控告方的陈述，仅根据控告的文字材料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然而，法国引进英国陪审制度的试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实践中，控告方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陪审团的支持。于是，本来是想用陪审团来保障公民的权利，结果却成了控告方滥用起诉权力的工具。人们哀叹法国社会的“土壤”并不适宜英国式陪审“树苗”的生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丧失了对英国式陪审制度的兴趣。社会中要求废除控告陪审团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1808年通过的法国《刑事预审法典》决定废除控告陪审团制度，恢复了原来的检察官公诉制度。1811年，控告陪审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略论能动司法的原理

【正文】

　　在我国，“能动司法”因何得以实施、深入和发展？因为其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析能动司法的原理：

一、能动司法的现实诉求赋予其正当性

　　在我国移植的法律、司法制度中，司法的内容主要是：被动地受理案件、审判案件和执行案件。与多数国家一样，司法的过程就是解决具体诉讼案件的过程，司法所能提供服务的领域和途径极为狭窄。新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积极回应国家、社会和群众的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对司法的直接需求，即通过审理个案公平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包括对司法的间接需求，即通过审判和相关司法活动影响其他上层建筑和反作用经济基础。为满足直接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可以在现有方法和措施的基础上能动地有所作为，如：（参与）综治维稳，联动速调；指导取证，积极调查；巡回审理，注重调解等。为满足间接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可以能动地拓展审判服务领域，主要包括：一、人民法院通过法律适用,在遵循法律解释规则的情况下,填补法律漏洞,细化、具体法律规定；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具体行政行为, 促进依法行政，参与社会治理,完成政治使命；第三、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公共政策的形成。①

　　二、能动司法的法理依据赋予其合理性

　　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既有一部分是对法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植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诸如意思自治、行政处罚、行政诉讼等。这些移植来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对于改变我国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利、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行政权监督和约束缺位等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得益于这些法律和制度使得司法以消极的、被动的、克制的特征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执法与司法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一度令饱受公权凌驾的公民切身感受到法律保护其权益的强大力量，从人人自危转变为人人为了福祉不懈奋斗，激发、解放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的消极、被动和克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各项事业成就的取得和人民生活的富裕起到了不容否定的作用。

　　但是，司法的消极、被动和克制不是司法永恒的主要方面。有观点认为：从司法权本身的规律看,能动与被动是司法的一体两面,司法的被动性更多地只是对司法的某个阶段的程序要求,而不是对司法的整体价值判断。②笔者赞同并将其拓展为：

　　司法体制的改革，必然包括对司法能动性和被动性的取舍，谁主谁辅，抑或不分主次，均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方向，并以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社会心理）为导向。在社会心理普遍接受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时，司法只须被动地提供居间裁判的服务就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法律秩序也在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此时，被动司法无可厚非，能动司法可退居其次；相反，当社会心理普遍认为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不可接受时，人民群众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寻求可以接受的公平正义，而通过司法的救助来寻求法律秩序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无疑是温和方式的首选。此时，如果司法仍然持被动态度，人民群众的诉求将得不到满足，将采取激烈、极端的救济放方式，如：上访、暴力的私力救济和群体性暴力等。

　　以下事实可印证上述法理：2008年至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党和国家的多个重要文件均提及“人民的诉求”、“社会的转型”等隐含重大社会问题的概念；社会也出现了“瓮安”、“石首”、“孟连”等群体性事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③，人民群众对一些诉讼案件的关注也空前热烈，甚至试图通过声援、舆论等方式左右或改变司法结果。对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部分转化为对司法现状的不满：2008年，对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投反对票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创历史新高。2008年，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与珠海市中院法官座谈时指出：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判决死刑的依据之一。许多法律界人士误认为，王胜俊同志要求人民法院根据人民的意愿审理和判决案件。究其本意，这一提法是指：司法应当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能动司法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进行了“三个至上”、“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主题学习和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是新时期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有效方法，卓有成效的是：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掀起探索和实践能动司法的高潮，实施了巡回审理、送法上门、联动速调和清理执行积案等司法措施，百花争艳，百家齐鸣。能动司法虽然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但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比如：2009年，各级法院执结新收案件244.6万件，标的额5760.1亿元，同比分别上升9.9％和9.5％；共清理2007年以前积累的执行案件347.9万件，执结各类积案340.7万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④2009年，其他国家经济普遍衰退，而我国经济仍然以8%的速度增长，成为牵引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最强劲动力；有的国家因经济衰退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而我国依然稳定团结……。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国家综合的宏观调控外，能动司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人民法院不仅以传统的工作方法有力地维护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人民法官还深入企业和基层调研、服务，为许多企业走出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出更多努力。

　　另外，法律具有政治职能，司法不可能脱离政治，也具有政治职能。在我国，司法的政治职能也要求司法发挥能动性。具体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江苏法院调研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的讲话，⑤本文不作赘述。

　　三、能动司法的法律依据赋予其合法性

　　我国以下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赋予了能动司法的合法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和其他议案的权力。

　　2.《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三条，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力。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在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的职权。

　　5.《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第四十七条，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引渡意见书。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有违法行政、违法管理社会事业等公共管理问题时，向相应机关或单位作出司法建议的权力。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以各种能动、灵活的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使得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诉前至执行的始终。（执行程序中无“调解”之称，代之以“执行和解”）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授权人民法院巡回审理案件和能动灵活地掌握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以缩短诉讼周期。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和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职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五）、（七）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授予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绝对无效民事行为”或“绝对无效合同”时，依职权主动宣告该行为或该合同无效的权力。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授予人民法院以下权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民事违法行为，可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依法罚款、拘留；民事违法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