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摘 要：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呼声的日渐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其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控告权、直接起诉权以及上诉权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存在重大的缺陷，而又缺少完备的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和救济。解决的途径在于完善立法，扩充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诉讼权利; 司法审查申请; 国家补偿; 精神损害赔偿

目 录
摘 要 I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 　
（一）报案、控告、举报权 　
（二）申请回避权、复议权 　
（三）委托诉讼代理权 　
（四）直接起诉权 　
（五）程序参与权 　
（六）申请抗诉权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 　
（一）被害人享有的控告权、直接起诉权存在疏漏 　
（二）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三）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完善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 　
（二）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 　
（三）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四）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的愿望，而且更有着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谴责、惩罚的诉求，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赋予其拥有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地位，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理的平衡。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总的来说，我国刑事被害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诉讼权利。[1]
（一）报案、控告、举报权
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有权向司法机关报告并要求依法查处。《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3款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该法第84条第2款规定：“被侵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
（二）申请回避权、复议权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31条规定，刑事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认为具有法定的回避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刑事被害人对于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有权申请复议。
（三）委托诉讼代理权
有权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此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内，应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四）直接起诉权
首先，表现为被害人有自诉权，其次，表现为被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被害人针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五）程序参与权
被害人有权参与诉讼程序。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有权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当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权对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质证意见；被害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进行就案件证据和案件事实阐明自己的意见以及反驳对方的意见的法庭辩论活动。
（六）申请抗诉权
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在受到这一请求后5日内，应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任务，尽管如此，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根本上来说被害人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规定、实际的运作与现实的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害人享有的控告权、直接起诉权存在疏漏
“徇私”行为在渎职犯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徇私”类渎职犯罪共有16个条文18个罪名（如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到），除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修正的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三款将“徇私”舞弊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外，其他条文都将“徇私”，规定为成立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关于“徇私”如何理解，是刑法中所有“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共性问题，也往往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因此，“徇私”不仅包括徇个人私情、私利，还包括徇单位之私、徇小团体之私。
　　另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解释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不宜再适用。个人与单位毕竟不同，而且有的单位其性质就是追求利润，因而为单位追求利润、牟取利益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徇私”。
我们认为，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徇单位之私不能理解为“徇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理由在于：
　　首先，从刑法解释理论的角度出发，“徇私”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
　　刑法解释理论一般认为，文义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的基础，对任何方案条文的解释均应从文义解释开始，而体系解释方法通过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关联性探求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以维护刑法体系及其概念用语的统一性。从刑法意义上讲，一般认为，“单位”是指依法设立，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包括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包括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见，刑法中的“单位”是与自然人个人相对应的术语。而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私”有三层含义：个人的，跟“公”相反、为自己的；秘密而不公开，不合法；暗地里，偷偷的。因此将“私”与单位相关联称为“单位之私”，应该说不符合刑法用语的逻辑性，而将“徇私”中的所谓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正是把握“徇私”内涵的正确界限。同时，如果将“徇私”可以理解为“徇单位之私”，那么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逻辑上将无法说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谋取单位利益与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和出售是矛盾的）。因此，从追求概念用语统一性的体系解释出发，“徇私”也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
　　其次，为了本单位利益实施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行为，有相应的刑法罪名予以规制。
　　我国刑法岔第九章“渎职罪”采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法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徇私舞弊情节的渎职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199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情节，也可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如果具有“徇私舞弊”情节，则应从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1999年12月24日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没有徇私舞弊情节），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能否认定为“徇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司法实践中，与“徇私”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非为行为人单纯的私利、私情，而是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能否认定为“徇私”？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的相关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已经废止，不应再适用，而且“小集体”、“小团体”的称为并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小集体”、“小团体”利益如何看待，就是要认定“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准确认定是单位利益还是私情、私利。如果行为人并非为了单位利益，而是为了懔“小集体”、“小团体”的不特定单位成员的私情、私利的，可以认定为“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