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


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宜府发〔201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宜春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修订稿）》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宜春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修订稿）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的监督和服务，保证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规范全市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工作，根据《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江西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省、市、县（市、区）出资、融资，经市、县（市、区）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查批准，以及经市、县（市、区）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核后报上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查批准的重大建设项目；经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查批准或审核上报的全部或部分使用市本级财政预算资金和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管理的各种政府性资金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

第三条　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坚持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条　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稽察办）作为市重大建设项目日常督查和专项稽察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监督检查被稽察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监督检查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等情况；

（三）监督检查重大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概算控制的真实性、合法性；

（四）监督检查财政性建设资金安排的实施情况；

（五）对被稽察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评价，提出奖惩建议；

（六）跟踪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的整改情况；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市稽察办的工作经费由市财政纳入年度预算。

第六条　市稽察办应当根据本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重大建设项目实施情况，于每年3月底前拟定本年度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计划，由市发展和改革部门与市监察、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商定后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市稽察办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有重大违规嫌疑的项目或受理举报的项目，报经市发展和改革委同意后开展稽察工作。

第七条　市稽察办应当按照年度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计划开展稽察工作。同时，根据上级发展和改革部门以及市人民政府安排，及时组织稽察活动。

第八条　市发展和改革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组织稽察人员与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人员联合进行稽察，也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稽察工作。

第九条　稽察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并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忠实履职，保守秘密；

（三）熟悉项目建设和管理，或者具有财务、审计、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有相应的综合分析和思维判断能力。

第十条　稽察工作实行回避制度。

市稽察办不得将稽察人员派至其曾经管辖、工作过的重大建设项目或者其近亲属担任被稽察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建设项目单位从事稽察工作。

稽察人员与被稽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

第十一条　市稽察办应当在实施稽察3日前，向被稽察单位送达稽察通知书；必要时，市稽察办可以直接持稽察通知书实施稽察。

第十二条　稽察人员实施稽察时，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 听取被稽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关重大建设项目的情况汇报，在被稽察单位召开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会议，参加被稽察单位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查阅被稽察单位有关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技术资料、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要求被稽察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说明；

（三）进入重大建设项目现场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四）向参加重大建设项目建设的有关单位、个人了解情况；

（五）向财政、审计、建设等有关部门了解被稽察单位的重大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工程质量情况；

（六）根据发现的问题，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等相关参建单位进行延伸稽察，核实有关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市稽察办报经市发展和改革委同意后，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检验、鉴定等服务。

第十三条　稽察人员有权要求被稽察单位提供有关文件、合同、协议、报表、财务原始凭证等资料和情况，有权进入施工现场和相关单位调查了解被稽察项目的有关情况，有权就被稽察项目的事项向有关人员提出质询。

被稽察单位应当接受依法稽察，如实向稽察人员提供与重大建设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报告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不得销毁、拒绝、隐匿或者伪造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拒绝接受稽察。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配合稽察人员的稽察工作，向稽察人员提供被稽察单位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第十五条　市发展和改革委应当加强同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联系，相互通报有关情况，避免重复检查。

第十六条　市稽察办应当就稽察中发现的问题向被稽察单位核实情况，并书面征求被稽察单位的意见。

被稽察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市稽察办提出书面反馈意见。被稽察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反馈意见的，视作认可市稽察办的意见。

稽察人员在稽察中发现重大建设项目存在严重工程质量、生态环境、资金安全等问题以及其他紧急情况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市发展和改革委等有关部门专题报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稽察人员应当在稽察工作结束后20日内，提交稽察报告。稽察报告内容主要包括：重大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项目是否履行法定审批程序；建设规模、内容、标准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概算控制的分析评价，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工程建设进度等情况的分析评价；被稽察单位的工作业绩和信誉评价、存在的问题；被稽察单位的意见，处理建议等。

稽察报告经市稽察办审核后报市发展和改革委，由市发展和改革委依据职权作出稽察处理决定。对重大建设项目存在严重问题的处理，市发展和改革委应当及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八条　市发展和改革委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向被稽察单位书面反馈稽察结论，并将稽察结论告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重大建设项目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和改革委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稽察处理决定，被稽察单位应当执行，并认真进行整改，最后按要求期限将整改结果报市发展和改革委。市稽察办应当跟踪整改情况，适时组织复查，直至达到整改目标。

被稽察单位对稽察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有关书面材料之日起15日内，向市发展和改革委提出书面复查申请。市发展和改革委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组织人员进行复查，并提出复查意见，通知申请人。被稽察单位对复查意见仍有异议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第十九条　稽察人员实施稽察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泄露国家秘密和被稽察单位的商业秘密；

（二）接受被稽察单位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

（三）在被稽察单位报销费用；

（四）参加被稽察单位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

（五）在被稽察单位为自己、亲友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六）利用职务上便利谋取其他利益。

第二十条　稽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一）对被稽察单位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者严重失职的；

（二）与被稽察单位串通编造虚假稽察报告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　被稽察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发展和改革委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依法作出冻结或暂停拨付建设资金，暂停项目建设的处理决定，并可暂停有关县（市、区）、有关部门同类新项目审查批准和建设资金安排；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纪依法实行问责或追究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违反项目建设程序，擅自开工建设的；

（二）未按有关招标投标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招标投标或者逃避、拒绝接受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的；

（三）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融资的；

（四）资金使用不符合投资概算内容和有关财务制度规定，挤占、挪用建设项目资金的；

（五）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和建设地址的；

（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工程进度严重滞后的；

（七）管理不善、弄虚作假，造成建设项目严重超概算、质量低劣、损失浪费或责任事故的；

（八）其他违反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

对被稽察单位的处理，涉及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职责权限的，由市发展和改革委移交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重大的处理决定，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被稽察单位的处理结果，应当抄送市发展和改革委；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被稽察单位的违法行为不作处理的，由市发展和改革委报请市人民政府责令有关部门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标代理机构等单位，在参与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由市发展和改革委或者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被稽察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稽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故意拖延向稽察人员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三）销毁、隐匿、伪造有关文件资料的；

（四）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公民（以下统称举报人）均有权举报建设项目违规问题，市稽察办对举报内容应当及时进行核实和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举报人可以自己或委托他人采取正式文件、信函（含电子邮件）、传真、面谈、电话或举报人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向举报受理单位进行举报。

第二十七条　举报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严禁将举报人姓名、单位、住址等有关情况和举报内容向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或与稽察无关的人员泄漏。

第二十八条　县（市、区）重大建设项目的稽察，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几点简要思考

魏 勇


内容提要：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结合税务实际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本文在阐述行政听证程序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税务实践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主持人人选、听证笔录和申请人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思考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 听证 简要 思考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是英美普通法律追求自然公正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然公正原则要求给当事人充分的辩护权。听证制度和回避制度是构成自然公正原则的两个基本要件[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听证制度是法治国家遵循正当程序，力行程序法治的产物。较早确立行政听证制度的是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律的制定，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确立的“行政效率优先”原则，而代之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以后，很多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同时，都规定了听证制度。
为了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完备我国的行政法体系，《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听证程序在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利于税务机关客观、公正、全面地弄清案件事实，有利于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强化税务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有利于税法宣传和税收法制教育，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当然，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还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下面，笔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思考。

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大小，实际是公民权利在行政处罚上受保障程度和行政权力受限制程度的反映。听证范围广，说明《行政处罚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较充分和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较充分。反之亦然。听证范围的确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个人利益原则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2]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各国界定听证范围的标准有两大类，一是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我们称之为行为标准；二是根据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利益范围确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我们称之为利益标准。” [3]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听证程序。可见，我国将听证范围仅限于个别严厉的行政处罚行为，采用的是行为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处罚法》听证范围的“等”是“等外等”还是“等内等”，目前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既然《行政处罚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听证范围，则行政处罚法适用听证范围仅限于列举的三种，“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词，有些地方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时已经把“等”字去掉了。[4]也有人认为，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是难以一一列举的，为防止挂一漏万，这里的“等”字表明还有其他行政处罚可纳入听证范围。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为了探讨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首先要明晰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三种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外，就目前税务实践而论，还应包括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三种（参见拙文《浅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为了明确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税务听证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2000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对其他组织作出1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并告知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仅限于较大数额的罚款。笔者认为，就税务实践来说，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存在以下问题：
（一）听证范围太窄，不符合设立听证程序的立法初衷
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税系统共辖十个县级税务局，按《税务听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听证标准和范围，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实施近8年以来，共举行了6次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平均1年还不到1次，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案件是很少的。所以，进一步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并不会降低税务行政效率。此外，听证是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行为标准”按理应当将最严厉的处罚行为全部纳入听证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失去听证制度设立的意义。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来说，“停止出口退税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的行政处罚要比单纯3万元以上罚款的处罚要严厉得多，对大中型出口企业来说，停止其几个月的出口退税权，可能意味着上百万、千万元的巨额损失。而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将会严重影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甚至会使纳税人因不能开具发票而失去商品销路导致关门歇业。由此可见，进一步扩大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和“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纳入听证范围是完全行得通的。
（二）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许可证或者执照”的外延存在误解
《税务听证实施办法》并未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纳入听证范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范围。理由是这个证书是税务机关依申请核发的，是允许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享有某种活动资格和能力的证明文件。纳税人取得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就意味着享有了领购、开具、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可以凭增值税进项发票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金，反之，如果没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就不能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金，将导致纳税人多缴税款，最终影响到纳税人经济效益。但是否所有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都应当进行税务听证呢？笔者认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对全部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都进行税务听证，又会影响到税务行政效率。如果是对纳税人利益无影响的纳税人自身行为，例如，纳税人分立、合并、终止、注销而主动提出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申请的（实际上这已不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一种税务管理行为），就不必举行税务听证，如果是纳税人违反了有关涉税法律、法规和规章，税务机关凭职权单方面主动作出的行政处罚，就应当举行听证
（三）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与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停止出口退税权如出一辙，也应将其纳入听证范围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税务行政处罚实践，本着兼顾行政效率和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原则，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除较大数额罚款外，还应当包括停止出口退税权、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和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四种处罚种类。
二、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主持人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如果听证主持人人选不当，势必影响到行政处罚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所以，听证主持人人选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说，“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员主持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作出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作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的偏见和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5]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这表明我国《行政处罚法》在听证主持人人选上确定了二项原则：职能分离原则和回避原则。基于《行政处罚法》的上述规定，《税务听证实施办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听证，由税务机关负责人指定非本案调查机构的人员主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税务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范围较《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窄，《行政处罚法》强调的是“非本案调查人员”，与调查人员同一机构的其他人员可以作听证主持人；而税务听证主持人强调的是“非本案调查机构人员”。税务实践中，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往往由法制机构负责，而当调查人员是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时，这就有违法之嫌。姑且不管上述区别，《行政处罚法》和《税务听证实施办法》都确定了这样的制度，即听证主持人由行政违法案件调查所在行政机关有关工作人员担任，换言之，《行政处罚法》与《税务听证实施办法》在主持人人选上实行的均不是彻底的完全职能分离，而仅仅是行政机关内部不同人员和不同工作部门的局部职能分离。由于实行局部职能分离，税务听证主持人与所属行政机关具有从属关系，他们的任命、提升和工作业绩完全由税务机关决定，没有独立地位，完全在税务机关长官指挥下行动，因此，税务听证主持人在实践上很难真正地独立自主，更不能达到国家税务总局所说的“超脱”地步。这样，税务听证主持人在其向税务机关提出的《听证报告》完全可能是税务机关长官意图，从而使税务听证程序流于形式，其结果是听证的公正性完全取决于税务机关长官的法学修养和法治意识的高低。此外，税务听证主持人一般为法制机构工作人员，他们与案件调查人员同属于一个税务机关，势必会造成在听证会举行前，与调查人员单方面接触，就案件进行反复磋商，形成先入为主，影响后来听证会的公正性。为了解决听证主持人有关问题，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听证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即行政机关无权自由任命听证审理官（我国称为听证主持人），只能根据需要，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立合格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若干听证审查官。文官事务委员会只从具有律师资格和某种行政工作经验的人选中，通过竞争考试认为合格后才录用为听证审理官。笔者认为，采取行政法官制度固然很好，但其成本太高，加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尚待改革，故不适应我国国情。为保障听证结果的公正性。笔者大胆认为，我国的仲裁制度已十分成熟，且仲裁员的法律素养普遍比较高，建议听证主持人可从仲裁员中选用，为此可以修改我国仲裁法，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税务行政权的特殊性，仲裁员在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案件主持后，不能形成最终裁决，只能向行政机关提交《听证报告》，并提出处罚建议。
三、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笔录
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对听证过程所作的书面记录。该记录对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例如，奥地利《普通程序法》第15第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美国联邦程序法》第556条规定，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是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这就是所谓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是美国正式听证制度的核心。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案卷排他性原则”已成为听证笔录是行政处罚决定唯一依据的代名词。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据本法第38条规定作出决定。可见《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的地位和作用并无明确规定。《税务听证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听证的全部活动，应当由记录员写成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名后，封卷上交税务机关负责人审阅。但对于听证笔录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中应起何作用，也没有明确，这就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听证笔录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还是主要依据或者仅作参考？税务机关在听证之外又获得了新的有利证据该怎么办？如果说，听证笔录不是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的依据，税务机关可以依据未在听证中出示的材料作出裁决的话，那么，听证程序也就成为税务机关实行法治的装饰品罢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谈不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此外，听证程序一般是在税务机关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相关规定，将拟予以处罚的通知告知纳税人后，由纳税人提出书面听证申请才正式启动的，如果税务机关在听证后根据新证据作出裁决，那么由于该新证据未经当事人质证，当事人的意见可能未得到充分听取，将会根本上有悖于听证是“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内涵，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就可能失去公正、公平。同时也会变相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导致行政处罚行为不能成立。欣喜的是，于今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也基本上确立了听证笔录排他性规则。该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完全应在现行的税务听证程序中加入“听证笔录排他性规则”。即在《税务听证实施办法》中增加这样的规定，“所有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有关的证据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通过质证和辩论进行认定。税务机关不得以未经听证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6]只有强调听证笔录的排他性规则，才能充分发挥听证制度在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防止税务机关“暗箱操作”，从而做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公正、公平和公开。
四、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人范围
对于听证申请人范围的界定，《行政处罚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3条、24条、27条、30条和31条规定进行推论，听证申请人仅指当事人，而当事人是被事先告知将受到行政机关作出听证适用程序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有权向该行政机关提出听证要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立法中已有规章采取了这种推论观点，例如，《四川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13条就对当事人按上述推论进行了明确界定。伴着现代行政进程，行政关系中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当事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角色是不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相互转换的趋势。[7]
听证申请人仅限于行政处罚当事人是否过于狭窄？在听证制度出现最早的美国，个人或者组织只要实质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利的影响的发生和行政决定的关系不是过分间接，就应允许受害人参加听证程序。所谓影响不以经济利益为限，包括非经济利益在内，有权参加行政裁决正式听证程序的人，不限于对行政决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明显的当事人，也包括间接利害关系人，例如竞争者和消费者在内。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0条也有类似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因程序之进行将影响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机关得依职权或者依申请，通知其参加听证为第三人。[8]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利害关系人同样是广泛存在的。根据笔者税务实践，税务行政处罚上的利害关系人基于以下几种情形而存在：
（一）基于听证申请权的移转
例如，自然人甲是纳税人，因违法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2000元，依法可以申请听证，但甲在听证申请期内死亡，甲的儿子乙是否有权利申请听证？对此，《税务听证实施办法》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甲乙二人具有利害关系（继承关系），根据听证的精神意蕴，甲的听证申请权可以移转至乙，乙完全可以成为听证申请人。
（二）基于民法上的利益关联
例如，丙和丁签定了一份购销合同，丙将付货款给丁，但由于丙税务违法，被行政机关处以较大数额罚款，这时，丙如果缴纳罚款将会不能支付货款从而影响到丁的合法权益，再设丙放弃听证申请权，是否丁可以代位丙行使听证申请权呢？笔者认为，虽然丁和税务机关没有直接构成税务行政法律关系，但由于税务机关对丙的处罚结果将会使丁的民事利益受到实际损失，换言之，丁与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利害关系人，为了保护丁的正当利益，丁应当有权代位丙申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
（三）基于受害人的原因
例如，某纳税人将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另一纳税人，另一纳税人不知道发票的真伪，属于善意取得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某纳税人被税务机关查处后不申请听证，则另一纳税人则基于爱害人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利害关系人。
针对以上几种情形，也许有人说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提起民事诉讼，但我们知道，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损的原因是税务行政处罚行为，而非民事行为，为此，为利害关系人寻求行政法上的保护更能体现行政法治精神，符合听证程序“广泛听取意见”的精神意蕴。由于听证程序是“舶来品”，所以，笔者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在立法时，对西方的法治文明成果应充分吸收，不要只吸收其法治的形式，而失去法治的精神。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注释：
[1] 宋世杰主编：《中国行政法律制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8页。
[2] [3]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2期,第88页和第89页。
[4]参见交通部《交通行政处罚规定》第25条，该条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在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案件调查人员应当记录在案。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该条在列举听证范围时，没有“等”字。
[5]杨惠基：《试论听证主持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4页。
[6]实际上，《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规定》第16条已有这样的规定。
[7]刘飞宇：《论听证当事人》,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第48页。
[8]参见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