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视野中的回归信托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王巍


摘要：回归信托属于默示信托，是在财产出让人意思表示不明确且实际已转移财产的情况下，由法院推定财产出让人与财产受让人之间成立事实上的自益信托关系，即把财产出让人作为委托人（受益人），由财产受让人担任受托人，并且后者负有向前者转移信托财产及信托利益的义务。回归信托作为一种设计精妙且应用价值巨大的优良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立法（包括判例）和广阔的适用领域，我国《信托法》也有必要及早确立回归信托，从而促进我国信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信托；回归信托；委托人；受托人



一、引言

回归信托（resulting trust），也被译为“归复信托”、“结果信托”、“回复信托”或“推定信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对“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上诉案”作出判决时，就实际上将回归信托的法律原理运用于司法实践，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商标权财产信托法律关系。虽然当时我国尚未颁布《信托法》，但本案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首开回归信托之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难怪有专家认为本案“可以看成是法院适用推定信托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的一次有益的尝试”[1]。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回归信托被广泛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例如，英国《1925年财产法》（Law of Property ActLPA1925）第53条（2）就承认了回归信托，并且规定回归信托不必遵循明示信托（express trust）[2]那样的形式[3]。虽然我国《信托法》以及其他相关信托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回归信托，但信托法理论研究中已有关于回归信托的介绍和阐释。本文从完善和发展我国信托法律制度的角度出发，梳理和分析了英美法框架下回归信托的概念界定、性质和特征、分类与应用，并对回归信托与法定信托、默示信托、拟制信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厘清，以期对我国信托法将来引进和借鉴回归信托提供一定的经验。

二、回归信托概述

（一）对回归信托的语义分析

在在回归信托（resulting trust）中，回归（resulting）一词中的“sulting”与翻筋斗（somersault）拥有相同的拉丁词根“sault”，如果严格地按照字面解释，回归（resulting）的意思是“往回跳”，这一解释清楚地说明了回归的含义[4]。回归信托是依据对委托人意思的推定而成立的——当委托人意思不明确时，法院即推定信托财产为委托人利益而存在，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返还给委托人或归属于委托人的遗产（于委托人死亡时）——回归信托的“回归”之名即由此而来[5]。即回归信托是信托创立人以非明示的推定意向(presumed intention)所产生之信托，财产受益人权益(Beneficial Interest)可回归于信托创立人或纳入其财产之内，所以称为 “回归信托”。在笔者看来，“回归信托”、“归复信托”、“结果信托”、“回复信托”或“推定信托”等称谓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方面，从结果推定结论；另一方面，特定财产及其权益回归财产的初始所有者。当然，这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分析的，要理解回归信托的本质还有赖对其制度设计的深刻解读。

（二）对回归信托的法理界定

1、回归信托的概念

所谓回归信托是指信托设定后由于一定的事由使得该信托没有生效，或者设立信托的意愿没有达成的情形下，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以受益人的身份享受信托利益时方才承认其成立的信托。此时，与原信托不同，受托人有义务将信托财产（剩余财产）返还给权利归属人。[6]最简单地讲，回归信托系委托人意思不明时，法院推定信托财产为委托人利益存在，受托人须将信托财产返还于委托人，此种推定并可以反证推翻[7]。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委托人未明示要设立信托，但法院为实施法律或依据委托人未予明示的假定意图而施加的一种信托。笔者认为，回归信托是在财产出让人意思表示不明确且实际已转移财产的情况下，由法院推定财产出让人与财产受让人之间成立事实上的自益信托关系，即把财产出让人作为委托人（受益人），由财产受让人担任受托人，并且后者负有向前者转移信托财产及信托利益的义务。

2、回归信托的性质

关于回归信托的性质，学界众说纷纭。在英美法上，虽然也将信托分为意定信托与法定信托两种，但就法定信托的内涵，在解释上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法定信托应包括回归信托与拟制信托；也有人认为法定信托仅有拟制信托一种，回归信托应归类在意定信托的默示信托[8]。也有学者指出，非意定信托系非由当事人明示而为法院透过推定拟制所成立之信托，可分为回归信托与拟制信托，其与意定信托相比较，构成要件方面往往无涉意思表示、书面形式或财产转移，至于效果方面则属广义之消极信托[9]。还有学者指出，除明示信托外，英美法也承认法定信托和默示信托[10]，这两类信托无需委托人[11]意思表示这一要素，法定信托是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成立的信托，其基础是法律规定；默示信托则是依法院的推定和拟制而设立的信托，又包括回归信托和拟制信托。[12]

由上可见，学理上主要将回归信托的性质定位为：（1）属于法定信托（statutory trust）；（2）属于默示信托（implied trust）；（3）属于非意定信托。笔者认为，不应将回归信托归属于法定信托，而应将其归属于默示信托或非意定信托，更准确地说就是默示信托。因为回归信托是法院依职权推定的，而并非法律直接规定的。(TrustLaws.Net)另外，非意定信托是与意定信托相对应的，其外延包括了我们所说的明示信托之外的其他信托类型，默示信托应该只是非意定信托之一。虽然说回归信托属于非意定信托并不为错，但这仅将回归信托与意定信托（明示信托）区分开来，而未将其与其他非意定信托区分开来。所以说将回归信托的性质定位为默示信托则更为贴切。当然，在探讨回归信托的性质时，还有必要厘清它与拟制信托（constructive trust）[13]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将留待下文讨论。

3、回归信托的特征

上文论述了回归信托的语义、概念和性质，下面笔者对回归信托的特征进行简要的总结和归纳：

（1）回归信托中不存在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明确意思表示；

（2）回归信托中已经发生了委托人转移财产的事实；

（3）回归信托是法院依法推定而成立的特殊信托，重在结果；

（4）回归信托的结果是信托利益及信托财产回归财产出让人（即委托人）或其继承人；

（5）回归信托的实际结构是自益信托，委托人的继承人获得受益权之情形仍遵循此结构。(/www.trustlaws.net)

三、回归信托的比较分析与分类探讨

（一）回归信托的比较分析
浅谈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 杨宗福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第131条、刑事诉讼法第5条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独立行使检察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本文拟从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阻碍及原因、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浅显的探究，以期对正在进行的检察改革有所裨益。
■当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检察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检察独立。具体表现为：
是业务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检察院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的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检察院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检察官法律职务由人大任免，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在实质的权力关系上，所有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检察院与检察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检察院并不享有政治结构上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这应无疑义。宪法和法律只是肯定了检察院在行使其职权时某种独立性，实际就是行使检察权过程中的业务性独立。这突出显示了我国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样态。
是检察院独立而非检察官独立。独立行使检察权应当包含检察院的独立和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尽管我们推行了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但是主诉（主办）检察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其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说是完全独立办案。因为在我国当今情况下，这在根本上由大的体制背景所决定，而且与检察官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相适应。
是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使就业务性而言，这种独立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业务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检察院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费控制等权力来通过检察院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事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独立行使检察权还受到其他如检察体制障碍、经费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检察官资质与身份保障不够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程度十分有限。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阻碍及原因
现实表明，影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象还依然存在，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还有一定的阻力和障碍。主要表现在：
行政以权压法、干扰检察。不少地方行政首脑把检察院视为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有的打着党委(政法委) 、政府的旗号，公然非法无理地干涉检察活动，运用手中的权力对检察院施加压力，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检察院之上，强迫检察院按自己的意志办案，从而造成不公正的法律后果。
有关部门以监督为名，行干预之实。人民检察院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无可厚非，但是，有的领导个人以监督为名，肆意干预，甚至操纵检察院办案，要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言听计从”，采取具体的事前、事中干预，使检察院无所适从。
地方保护主义横行，严重扰乱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某些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对检察院进行无理控制和干涉，要求检察院为当地的利益服务，否则就指责检察院，或者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刁难，卡检察院的脖子，致使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十分困难。
检察院办案等经费严重不足，难以独立行使检察权。目前西部地区财政普遍吃紧，这些地方的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物质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有的检察院连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难以保障。极个别检察院不能正确对待这类困难，搞利益驱动，提高办案“积极性”, 抢办经济案件；有的办案人员到发案单位吃、住、行，甚至拉赞助，报销开支。等等，不一而足。其结果是使得检察院不能理直气壮地秉公执法，从而严重损害了检察院的执法形象。
产生上述障碍的原因十分复杂，究其要者：一是法制不完善。独立行使检察权虽然已被确认为宪法原则，但是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保证实施。二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院的监督，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只有原则规定，但其监督方法、具体措施、操作手段、违法后果仍不明确，对监督也缺乏应有界线。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与监督之间必然发生种种冲突和不协调。三是体制不合理。现行检察院体制方面的问题较多，最根本的是检察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法律地位至今尚不明晰。尽管宪法确认了“一府两院”的原则地位，但并未真正落实，事实上检察院的地位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对法律的认识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资历和威信。有的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甚至把检察院当作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其检察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制于各个方面。四是没有足够的物质和社会保障。现行的检察院经费管理体制基本上沿袭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标准，以致许多地方检察院办案缺乏经费，案件不能及时办结；出差无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防卫手段，案卷材料和检察官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在住房、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方面检察官还有许多后顾之忧，这使得检察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外部的干扰以有效地实施独立行使检察权。五是检察官素质偏低，缺乏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能力和水平。检察院自身也有少数检察人员在人情、权力关系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徇私枉法，加之个别地方检察院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培训工作跟不上，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也影响了独立行使检察权。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那么，检察机关如何才能独立行使检察权呢？用什么机制来作保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改革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然而，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应当结合检察机关的特点进行研究和探讨。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要坚持党对检察机关的政治领导，就必须结合检察工作的特点，探索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国家的宪法原则，也是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宪法和法律已经把检察权授予给人民检察院，党的各级组织就不应当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直接插手具体的办案活动，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直接领导和监督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不仅打破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制约关系，而且实际上使公检法三机关成为党组织的一个部门。这样，党组织包办代替检察工作就在所难免了。鉴于此，是否可以考虑把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法制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将党中央关于加强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基本方针、政策上升为法律。一是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检察工作的职责及其权限。二是明令禁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其他违法干预检察的行为，以及发生这种行为并造成一定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在坚持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党委或政法委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可以提出意见，但不应作出决定，究竟如何处理，由检察院按法定程序办理；党委常委会成员、特别是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以至书记，都不应对个案的处理作“指示”，以避免个人意志在无形中给检察人员形成压力；地方党委在领导检察工作中，遇有政策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时，应无条件服从法律，不能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为由而否定国家统一的法律；作为党委办事机构的政法委员会，不应成为高居于检察机关之上的一个领导机关，而对案件的处理发号施令。四是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抵制各种违法干预办案的权利、职责、办法、措施及其程序。
为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检察院的工作，直接对中央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改党组为党委，上级检察院党委领导下级检察院党委，使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系统化，以保障党的政治领导。这不失为改善和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的最佳途径。首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对具体案件的诉讼活动的干涉，避免某些地方党委以人事任免权为后盾，直接操纵地方检察院，干涉检察工作的正常秩序。同时，完全可以保持党对检察工作的政治领导。其次，它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从党务、行政、军队甚至企业调入一些没有专业资历的干部任检察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再次，它有利于根据“干部管理专业化”的原则，彻底打破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创新和改革检察人事制度，真正发挥考评与任免机制对检察队伍的筛选与引导职能，从而保持和提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改革人大监督机制。当前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依照法定程序任免检察机关的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检察长，听取和审议检察院工作报告，对检察院的执法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视察检察院工作等。这些监督措施，应当说发挥了督促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作用。但是，人大对个案的监督、个别人大代表干预检察院办案等，在一定程度上给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带来了阻碍。为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法律，以规范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使其监督更加合理化和有力度，发挥其应有的积极的作用。
改革检察人事管理体制。按照我国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体制，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推荐考察，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检察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地方党委说了算。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检察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建议人选，或者协助上级检察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应掌握在上级检察机关党委的手中。
改革检察财政管理体制。保证检察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检察院的经费，列支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地方经济状况好的，该地检察院的业务、办案经费就较充足，检察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有的连工资都没有保障，就不谈福利待遇了。这势必导致受利益驱动办案，导致司法不公。还有，由于检察院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开展检察工作中如遇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我们应当认识到，检察院执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检察院。所以要改革检察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检察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最高人民检察院，用于全国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
改革检察人员职务保障机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必须改革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机制，使得检察人员不至于因为依法办案、抵制法外干预而受到打击报复，也不至于因为生活拮据而易为非法利益所驱动。我国检察官法虽然对检察人员的职务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全面，特别是缺乏严密的程序，在实践中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比如法律规定，检察官工资由国家专门规定，而检察官法颁布近十年了，国家至今也没有就此作出规定，检察官实际上与一般公务员执行的工资标准一样。为此，笔者以为，首要的是通过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的惩戒、辞退等条件和程序予以细化和合理化，并规定有效的救济程序。同时要在统一司法考试、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精英化的进程中，有步骤地提高检察官的薪金和福利待遇，逐步实现高薪养廉，提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水平。
当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以上保障措施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司法独立的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中国实现法治和现代化的关键之一。而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治的基石之一，那么独立行使检察权在中国的命运，将直接决定着法治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