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第8号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



各上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及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提高公开发行股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与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
别规定》，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 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商业银行编制年度报告时，除应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本规定的要求。其中的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还应遵循《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的要求
。
第三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如下财务数据：总负债、存款总额、长期存款及同业拆入总额、贷款总额、各类贷款余额。
商业银行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及按月平均计算的下述年均财务指标：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比例、存贷款比例、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拆借资金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国际商业借款比例、利息回收率。
上述有关财务数据、财务指标1999年以前（含1999年）的可按对贷款执行“一逾两呆”分类方法计算，2000年的应按对贷款执行“五级”分类方法计算。商业银行应说明对有关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前后期所采用的不同计算口径。
第四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在其报告中披露如下事项：
（一）所属分行各自的名称、地点、职员数和资产规模以及支行、储蓄所数量及地区分布等基本情况；
（二）年末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各级贷款呆帐准备金的计提比例；
（三）年末列前十名的客户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四）年末占贷款总额比例超过20％（含20％）的贴息贷款的金额及其重要构成；
（五）重组贷款的年末余额及其中逾期部分金额；
（六）本年主要贷款类别按月度计算的年均余额及年均贷款利率；
（七）年末所持金额重大的政府债券的有关情况，包括面值、利率、到期日；
（八）本年应收利息与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的提取情况；
（九）本年主要存款类别按月度计算的年均余额及年均存款利率；
（十）不良资产的年末余额，本年为解决不良资产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十一）年末存在逾期未偿付债务的，对其金额、利率、存款人或拆入人、未按期偿付原因以及预计还款期等所作的说明；
（十二）可能对其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的年末余额及其重要情况；
（十三）前一报告期末所披露风险因素本年内给商业银行造成的损失，以及本年末所存在的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及相应对策。这些风险因素包括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市场利率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等。对风险因素能够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
分析；不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
以上各项以及呆帐、坏帐核销政策及程序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商业银行董事会应予以说明，并解释其原因。
第五条 商业银行应聘请有商业银行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增加审计内容，聘请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
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增加审计时需关注的内容包括：损失准备的提取及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重大表外项目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同经营业务及经营区域的资产质量、获利能力和经营风险；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的主要差异。
年度报告正文中的财务资料应与法定财务报告一致，补充财务报告应作为年度报告的附录披露。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作出说明。
商业银行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随年度报告一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以上三性存在严重缺陷的，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对此予以说明，监事会应就董事会所作的说明明确表示意见，并分别予以披露。
第七条 商业银行编制年度报告摘要时，应包括上述第三条－第五条的主要内容。对其中的财务指标，可不必列出计算公式。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在摘要中予以说明。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 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股票证券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证券公司编制年度报告时，除应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本规定的要求。其中的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还应遵循《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6号－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的要求
。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或年度如下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流动资产、代买卖证券款、受托资金、流动负债、净资本、营业收入、手续费收入、自营证券差价收入、证券发行收入、营业支出、净资产负债率等。
第四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在其报告中披露如下事项：
（一）证券经纪业务情况，包括：
1、按证券种类（如股票、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和其他证券等）和交易场所披露代理买卖证券的金额、市场份额。
2、按债券的种类（如国债、企业债券等）披露报告期内代理的已兑付债券金额。
3、披露报告期内代理保管证券的增减变动情况，并注明有无将代保管证券抵押、回购或卖空情况。
（二）按全额承购包销、余额承购包销和代销等承销方式分别披露报告期内承销的次数、承销金额和相应的承销收入。
（三）按自营证券种类披露本期与上期按月计算的自营证券年均余额、自营证券差价收入和自营证券收益率。
（四）披露本期与上期有关资产管理业务的平均受托管理资金、受托资金总体损益和平均受托资产管理收益率。
（五）其他业务利润较大的，分别按业务类别披露本期与上期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六）前一报告期末所披露风险因素本年内给证券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及本年末所存在的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及相应对策。这些风险因素包括营运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电子技术风险、法律法规风险等。对风险因素能够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
分析；不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
（七）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包括所投资金融品种或金融工具等价格的异常波动、对一项金融资产的大额投资、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外汇汇率的较大变动、自然灾害、重大证券交易等等。应详细披露这些非调整事项的内容以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无法作出
估计，应说明原因。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公司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增加审计内容，聘请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
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增加审计时需关注的内容包括：损失准备的提取及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重大表外项目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同经营业务及经营区域的资产质量、获利能力和经营风险；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的主要差异。
年度报告正文中的财务资料应与法定财务报告一致，补充财务报告应作为年度报告的附录披露。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
证券公司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随年度报告一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以上三性存在缺陷的，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对此予以说明，监事会应就董事会所作的说明明确表示意见，并分别予以公开披露。
第七条 证券公司编制年度报告摘要时，应包括上述第三条至第六条的主要内容。对其中的财务指标，可不必列出计算公式。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在摘要中予以说明。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1日
审计决定与民事判决冲突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张珂璞


在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并作出审计决定后，时常遇到审计决定与民事判决的冲突问题。
案例一：某市外环高速路工程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市财政负责拨款、市高速路指挥部负责项目建设（简称建设单位）。2000年9月，某路桥公司（简称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定了高速路A路段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完工后，市审计局依据审计法和市政府委托对建设单位实施审计，发现该单位被施工单位高估冒算、多计工程量，从而多付工程款800余万元的问题后，依法作出《审计决定》，要求建设单位迅速追回多付的款项。建设单位依据《审计决定》，多次催要款项而无果，便采取后期资金不付给的办法来达到落实审计决定的目的。但是，施工单位依据合同，直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建设单位履行合同，如期给付各项款额及滞纳金的请求。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工程量的调整经建设单位施工现场有关人员签字认可，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合意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市审计机关就该路段工程价款作出的审计决定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建设单位败诉。建设单位不仅没有要回高估冒算的款额，反而付出了几十万元的滞纳金及诉讼费。建设单位不服，上诉无果。该案中，施工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没有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以合同纠纷为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导致了民事判决间接否定了审计决定，形成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
案例二：某国有甲公司（建设单位）建设年产10万吨尿素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1999年1月甲公司与乙公司（施工单位）签定主厂房建筑工程承包合同。2000年7月完工，建设单位认为施工单位提交的结算书存在高估冒算等问题，未按结算书支付全部工程款。2000年10月，施工单位以建设单位逾期审核其工程结算、故意拖欠工程款为由，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建设单位支付拖欠工程款等事项。市中级法院在诉讼中委托一家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审核后，判决建设单位败诉。建设单位不服，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建设单位败诉。建设单位对二审判决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与此同时，建设单位将判决结果报告省政府，认为施工单位承包的项目存在高估冒算、高套定额，将导致近70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经省政府批准，省审计厅对该建设项目工程决算进行了审计，结果是：施工单位多计材料价差165万元；高套、错套定额多计工程费用28万元；多计工程量132万元。据此，省审计厅作出审计决定，施工单位送审工程决算总额2667万元，审计认定结果为2342万元，核减工程价款325万元。该案中，审计机关依法对已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审计，并作出审计决定，从而导致审计决定间接否定民事判决，形成了审计决定与民事判决的冲突。
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是《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职责。审计机关依法查处建设项目中高估冒算、高套定额、乱取费用，以及不按设计、合同约定要求施工、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行为，可以有效揭露建设项目中的的腐败行为，保障国家资金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是市场主体实现权利义务的基本形式，国家建设项目的实施也是建立在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受到合同法的保护。当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审计决定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履行该项目合同价款发生争议时，诉至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程序，就会形成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与审计机关审计决定的冲突。由此看来，审计法与合同法在调整国家建设项目所涉及的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上的交叉规定是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一、冲突原因分析
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民事纠纷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活动。是国家通过审判监督权的行使，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司法权的组成部分，属于民事法律范畴。
审计决定是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对国家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它是国家通过审计监督权的行使，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属于行政法律范畴。
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民事判决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审计决定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二者都是通过国家权力维护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案例中出现的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需要从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两类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原因。
（一）法律对不同法律关系主体的认可使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在国家建设项目领域的冲突成为可能。
合同法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它主要规定民事主体的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同时，合同法也认可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介入民事法律关系领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审计机关作为监督国有资产的行政部门，有权依法对国家建设项目真实、合法情况进行监督，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具有处理权。
审计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财政、财务收支和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是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审计法主要规定了行政法律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同时，审计法也认可了行政行为介入民事法律领域。审计法第23条规定：“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21条进一步规定：“与国家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建设、设计、施工、采购等单位的财务收支，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审判权与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权，就使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在国家建设项目领域职权的划分上产生冲突成为可能。
（二）民事审判程序与审计监督程序的不同规定也使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在国家建设项目领域的冲突成为可能。
按照审计法的规定，审计监督的主要程序是：审计机关依法确定被审计对象；审计机关实施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审计机关实施审计后对审计事项出具审计意见，并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依法作出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不服的，应当先提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作出最后的裁决。按上述审计程序规定，被审计单位如果对审计决定不服，首先应当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解决，对行政复议不服的，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通过人民法院作出最后的裁决。
而按照民事审判程序，凡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纠纷案件，不论其是否已进入行政复议程序，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法院就会受理，启动诉讼程序。因此，在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如果对审计决定不服，可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行政复议，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直接诉诸人民法院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如果当事人作出后者选择时，则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的可能性就成为了必然性。
（三）法律在调整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上的交叉是造成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冲突的根本原因。
法律是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因为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所以形成不同的法律部门。行政法调整的是以行政指令和服从为特征的行政隶属关系，属于公法调整范围；而合同法调整的是以协商原则为特征的平等社会关系，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合同纠纷属于私法案件应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属于公法案件，原则上属行政救济，由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某些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区别为公法或私法调整。国家建设项目不仅涉及具有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即私法关系，同时国家财政资金在市场领域的投资和运作，也涉及到审计机关的监督—即公法关系。此类案件纠纷，应由哪个机关管辖，适用何种救济程序，在现实中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将导致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在实际操作中的冲突。由此可见，法律在调整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上的交叉是造成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对策思考
解决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冲突的法律对策的思考：
（一）确定管辖权及案件管辖优先原则，实行行政和司法共同救济。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要从源头上解决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首先，确定管辖权原则。对国家建设项目这类审计法和合同法共同调整的社会关系，人民法院有权对国家建设项目合同进行立案受理；审计机关有权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其次，确定案件管辖优先原则。在国家建设项目的民事审判和审计监督中，以谁先受案来确定优先管辖。当审计机关已开始对国家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即审计监督优先，当事人就该项目合同纠纷再提起民事诉讼时，民事审判可暂不介入。人民法院可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告知当事人向审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反之，国家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即民事审判权优先。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纠纷民事案件，审计机关不再介入该项目的价款审计。其三，确定行政和司法救济原则。当事人对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有关工程价款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提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作出最后的裁决。
上述观点，首先明确了合同法与审计法所确立的民事审判权和审计监督权都是解决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管辖冲突的法律依据，否则便陷入了民事审判与审计监督相互之间的无序制约，导致行政决定与司法判决的冲突。其次确立的管辖优先原则，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解决这类冲突有了可能。其三审计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民事审判管辖在先，还是审计监督管辖在先，最终没有脱离司法的监督。
（二）确定审计决定的证据优先原则。
审计决定的证据优先原则即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在民事审判中可以作为当然的有效证据，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该审计结论，否则审计决定应该作为判决的依据。这是因为国家建设项目涉及的领域专业性强，审计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经济监督部门，对这类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作出的决定是具有权威性的。尤其是目前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交易双方恶意串通还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国家建设项目中高估冒算、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利益行为作出的审计决定，可以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在民事审判中予以采用。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审计机关的审计决定。这样审计决定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法律效力的地位，实际上是通过民事审判程序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裁决，不会改变审计决定作为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
（三）明确将“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 作为工程承包合同的必要条款。
在国家建设项目工程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这将从程序上避免目前建设项目中时常出现的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在现行的工程承包合同的条款中，没有把“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作为必要条款，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审计决定，就会失去对在建设项目中高估冒算、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行为的防范功能，也就难以保障国家资金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失。而在现行的国家建设项目合同条款中将“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作为法定条款予以明确约定，即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也会避免目前建设项目中时常出现的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这也是现实中一条便捷的解决途径。
民事判决与审计决定的冲突，在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法理问题。对此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解决途径。

作者单位：徐州市审计局
200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