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研究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薛行山、张向争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是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类案件，也是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几类案件之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此类纠纷案件也有不断上升趋势。从审判实践来看，引起此类纠纷的原因常见的有三种，即逾期交付、误交付、货物的灭失、短少、污染和损坏。笔者仅对以上三类案件，浅谈一下在审理时的法律适用和应注意的问题。
一、 逾期交付
逾期交付是指承运人在将承运的货物运到目的站后交付给收货人时，已超过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逾期交付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货物没有按期运到目的站造成的逾期交付；二是货物按期运到目的站后又因其他原因造成的逾期交付。
对于第一种货物没有按期运到目的站造成逾期交付的情形，《铁路法》第十六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将货物、包裹、行李运到目的站；逾期运到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支付违约金。《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由此可见，承运人将货物按期运到约定的地点（车站），是其法定的合同义务，其没有按期将货物运到是违约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即依照铁路法的规定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如何确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在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承运人未按规定的运送期限，将货物运至到站，向收货人偿付该批货物所收运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虽然该《实施细则》所依据的《经济合同法》已被新的《合同法》所代替，但由于国务院没有废止该《实施细则》，也没有出台代替其的法规，因此对该《实施细则》中与《合同法》没有冲突的条款，法院仍可以参考适用，即根据货物逾期运到时间的长短，及给收货人造成的影响，在运费的5%至20%的范围内合理的确定违约金的数额。
对于第二种货物按期运到后逾期交付的情形，其形成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可分为两类，一是承运人的原因，例如，承运人没有及时通知、误交付等，由承运人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支付逾期违约金。二是收货人的原因，例如没有及时提货、提货手续不齐等，由收货人承担逾期交付的法律后果，并支付保管费。依照《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的规定，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因此铁路企业在货物到达后应及时通知收货人，否则其就应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而收货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或者在约定的运到期限内及时提货，否则其就应承担逾期交付的法律后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承运人的通知并不是收货人提货的前提条件，因此即使承运人没有通知，收货人也有义务和权利在约定的运到的期限内到车站提货。所以在车站没有及时通知，收货人也没有及时到车站查询提货，或者货物逾期运到又因收货人逾期领取而造成的逾期交付，应认定双方都有过错，根据各自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根据《铁路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对于铁路运输货物损失，有三种免责情形。而对货物的逾期运到没有规定免责条款。因此，有人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生货物逾期运到，承运人就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因为根据我国的民法理论，不可抗力是不能履行合同或不完全、正确履行合同的免责情形。《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由此可见，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以及货物损失，承运人都不应承担责任，那么由不可抗力造成的货物逾期运到，承运人更应该免除责任。例如山洪突然爆发冲毁桥梁，突发的战争等不可预测的原因，都可以造成货物逾期运到。由于这些灾害是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承运人没有过错，其也不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所以《铁路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铁路逾期运到，承运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不支付违约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只要承运人能够证明铁路货物逾期运到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就不能认定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
二、 误交付
在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误交付是指承运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承运人的后来指定将承运的货物交给收货人，而是将货物错误地交给了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致使收货人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形。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的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准确表明收货人和收货地点。这说明在铁路货物运输合同中，托运人和承运人必须约定有收货地点和收货人，因此承运人不仅有将货物运到约定地点的义务，而且有将货物正确交给收货人的义务，所以《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才规定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实施细则》第九条也规定，承运人应承担将承运的货物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运送到站，完整无损地交给收货人。因此将承运货物正确交给收货人，也是承运人法定的合同义务。如承运人不全面、正确的履行该项义务，往往会造成误交付。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车站往往不审查领货人是否是收货人，只要其持有领货凭证，就将货物交付给领货凭证持有人，以致误交付造成纠纷。从我国的《铁路法》《实施细则》等法律的规定来看，领货凭证不是所有权凭证，持有凭证人并不一定就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因此领货凭证不能背书转让，也不能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它只是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其作用保证承运人顺利正确地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由此可见承运人有义务审查提货人是否是承运人指定的收货人，而法院应审查承运人是否正确履行该义务来判定承运人是否按照承运人的指定交付了货物，是否构成误交付。
法院如何判定承运人是否构成误交付，应着重审查承运人是否尽到了审查提货人的义务。参照《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八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铁道部有关电传、电报精神，承运人在交付货物时，应做到以下几点：1、收货人为单位时，提货人员应提交领货凭证，然后在货票丁联上盖上收货人的公章，并由领货人员签字。如领货人员未带公章，则其应提供收货人委托其提货的证明文件和本人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户口薄或者工作证），然后在货票丁联上签字。如果是单位委托单位领取货物的，领货人员还应提供收货人的委托证明和受托单位的公章，没有公章的，则应提受托单位委托其提货的证明文件和本人身份证明。2、如果收货人是个人时，领货人员应首先提交领货凭证，再提交本人(即领货人)的身份证明，然后再货票丁联上签字。如果收货人委托他人领取货物时，领货人不仅要提交本人身份证明，还要提交收货人的身份证明及收货人的授权委托书。3、如果领货凭证未到或者丢失，领货人员不仅要提供上述1、2项所需证明外，还应提交收货人或者托运人关于领货凭证的证明。如果是个人委托他人领取货物的，领货人员还应提供相应的担保。这是因为，个人的证明文件比较容易伪造。承运人只有尽到以上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误交付的发生。当然有时承运人也尽到了审查义务，但由于第三人伪造的证明文件十分逼真，导致承运人没有发现破绽，货物被冒领的，也构成误交付，承运人也应承担责任，但其可在承担责任后向第三人追偿。
另外由于收货人的过错，足以使承运人误认为领货人员就是收货人指定的领货人员，导致承运人将货物交给第三人的，不属于误交付，承运人不承担责任。例如收货人公章保管使用不善，致使他人冒用其名义领取货物的，应视为承运人将货物交给了收货人，不承担责任。对于承运人由于审查不严（收货人授权不明）造成其将货物交给了第三人，但只要第三人最终将货物交给了收货人，就应认定承运人将货物已交付给受货人，其不承担误交付的责任，只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
误交付既然是一种违约行为，承运人就应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承运人应追回误交付的货物，将其交给收货人。如果该交付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的，承运人还应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其次，承运人由于误交付导致不能交付承运货物的，对收货人来说就是货物灭失，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依据《铁路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逾期30日仍未将货物交付收货人的，托运人、收货人有权按货物灭失向铁路运输企业要求赔偿。因此无论逾期运到，还是误交付，只要是承运人逾期30日未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的，托运人、收货人以货物灭失为由要求赔偿的，承运人应承担货物灭失的赔偿责任。
三、 货物的毁损、灭失
货物经过长距离运输，运到目的地后，发生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或者损坏等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这也是引起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铁路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铁路货物运输距离长、中转环节多，造成货物灭失、毁损的原因也很多，例如被盗、包装不善、野蛮装卸、自然损耗、自然灾害等。不论损毁、灭失的原因和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有无过错，一律由承运人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铁路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了承运人免责的三种情形：1、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灾害、战争等。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不可抗力，那些可以预测、预防的自然灾害不能算不可抗力。例如路因下雨路基塌方造成列车颠覆、路边山体石块脱落砸坏货物等。此外，承运人还应提供证据证明不可抗力与货物灭失、损毁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者合理损耗。例如货物自身的腐烂、变质，散装货物在装卸运输过程中的合理损耗。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承运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例如托运人对货物的包装不合标准导致货物损坏，收货人不及时领取货物造成货物变质等。在铁路运输合同中，托运人和收货人也有法定的合同义务，如果由于其不履行或者正确、全面履行义务，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灭失、损毁的，显然应由其承担责任，承运人不承担责任。当然如果对货物的损失，托运人、收货人和承运人双方都有过错，则根据其过错的大小及影响，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条注释：
《铁路法》第十六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全国约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将货物、包裹、行李运到目的站；逾期运到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支付违约金。
　　铁路运输企业逾期三十日仍未将货物、包裹、行李交付收货人或者旅客的，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有权按货物、包裹、行李灭失向铁路运输企业要求赔偿。
《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承运人的责任
　　一、由于下列原因之一，未按货物运输合同履行，按车向托运人偿付违约金５０元：
　　（一）未按旬间日历装车计划及商定的车种、 车型配够车辆， 但当月补足或改变车种、车型经托运人同意装运者除外；
　　（二）对托运人自装的货车，未按约定的时间送到装车地点，致使不能在当月装完；
　　（三）拨调车辆的完整和清扫状态，不适合所运货物的要求；
　　（四）由于承运人的责任停止装车或使托运人无法按计划将货物搬入车站装车地点。
　　二、从承运货物时起，至货物交付收货人或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完毕时止，货物发生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损坏，按下列规定赔偿：
　　（一）已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由承运人和保险公司按规定赔偿；
　　（二）保价运输的货物，由承运人按声明价格赔偿，但货物实际损失低于声明价格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三）除上述一、二两项外，均由承运人按货物的实际损失赔偿。赔偿的价格如何计算，由铁道部商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另行规定。
　　三、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货物本身性质引起的碎裂、生锈、减量、变质或自燃等；
　　（三）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货物合理损耗；
　　（四）托运人、收货人或所派押运人的过错。
　　四、由于承运人的过错将货物误运到站或误交收货人，应免费运至合同规定的到站，并交给收货人。
　　五、未按规定的运到期限，将货物运至到站，向收货人偿付货物所收运费５％至２０％的违约金。
　　六、如果托运人或收货人证明损失的发生确属承运人的故意行为，则承运人除按规定赔偿实际损失外，由合同管理机关处其造成损失部分１０％至５０％的罚款。
《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
　　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随着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作为重要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配置。与此同时，投资者难免遇到资金流动性问题，从而产生以理财产品质押申请融资的需求，为此，不少商业银行陆续开办了理财产品质押贷款业务。但由于理财产品质押法律依据不足，发生讼争后各级法院如何裁判认定其效力，存在困惑和难点。鉴于理财产品质押这一担保物权形态在现实上的广泛运用，应尽快明确该种新型质押担保方式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标准，从长远看，还应完善相关法律规范，适当柔化物权法定原则，拓宽其中“法”的范围。

一、理财产品质押效力司法认定的难点

从当前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产品质押的情况以及所涉及诉讼纠纷的情况看，对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效力进行司法认定存在以下难点问题：

1．如何把握物权法定原则。银行理财产品既不属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明示列出的可出质权利范围，也不属于第（七）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如果从严掌握物权法定原则，即严格从法律和行政法规层级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中寻找直接依据的话，则理财产品质押难免沦于被认定无效的困境。

2．如何认定理财产品法律性质。当前，将理财产品质押认定为一种权利质押是一种共识。但理财产品属于何种权利，则在实务和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的看法，有应收账款说、类存单说、信托说、类基金份额说等。不同的权利属性，对其质押生效要件有不同要求，也导致不同的法律效力认定结果。

3．如何认定是否满足物权公示要求。该问题与上述第二点问题紧密相关，在对理财产品进行定性的基础上，如何进行质押公示，是涉及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若未进行有效的公示，则难以达到质押的法律效果。如将理财产品认定为应收账款和类基金份额，就要进行质押登记；如认定为类存单，则要交付权利凭证。当前有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既未在任何第三方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也未移交相关权利凭证，只是与客户签署了一份留置协议书，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办理公示手续，也难以构成有效质押。

二、理财产品质押效力司法认定的建议

前述第一部分所述难点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物权法定原则的把握和适用。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为确保物权法律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应予坚持。但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物权法发展也出现了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发展动态，如承认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包括习惯法，并且从习惯法和判例法中寻求转让型担保权或期待权的根据。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不断涌现新的物权形态，如果采取过严的物权“法定”标准，不利于保障新经济形态的秩序稳定和金融债权安全。因此，对于一些新物权类型，尤其是目的在于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整体上应采取更为灵活和开放的认定标准。如当前市场中较广泛开展的出租车经营权质押仅有地方性政府规章为依据，学生公寓收费权质押仅有相关部门规章为依据，严格来说均不符合物权法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的要求，但司法实践中也尚未见判决认定其无效的案例。不仅于此，即便对于没有任何直接依据的商铺经营权质押，如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也开放性地适用物权法定原则，认为这种质押方式符合物权法的精神，是合法的，并在实际案件中判决确认其质押担保效力。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担保物权也呈现了一种柔性适用物权法定原则的趋势。

在妥善把握物权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可采取类推适用的方式认定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并相应确定理财质押所需的公示要求。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应区分不同情况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法律效力作出认定：

（一）将理财产品质押类推为应收账款质押的效力认定

１.理财质押合同约定为应收账款质押并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质押登记的，应认定为有效。200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所作《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847号（财贸金融类288号）提案的答复》（法办[2008]247号），倾向于在当前无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银行理财产品质押类推适用于应收账款质押。在此情况下，如果当事方所签订的理财产品质押合同将质物描述为投资者对银行在理财合同项下未来应支付的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应收账款，并且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妥质押登记的，应认可理财产品质押的效力。

２.如果商业银行与出质人在质押合同中将理财质押约定为应收账款质押却未按法律规定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的，由于缺乏质押登记公示程序，应认定为质押未设立，质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将理财产品质押类推为存单质押的效力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部分法院将理财产品质押类推为存单质押并确认其有效的案例，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合理的类推适用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建议，应区分不同的银行理财产品种类，根据其不同性质判断可否类推为存单质押。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当前银行理财产品包括保证收益型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其中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又分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１.对于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前者商业银行承诺确保本金收益的兑付，后者银行对本金承诺兑付，在商业银行与客户间构成债权债务关系，类似于存款的法律关系，因此可类推适用存单质押。如果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理财产品质押合同，并且将移交交易委托书或交易确认书作为权利凭证移交商业银行占有的，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可认可其效力。

２.对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并不承诺本金和收益的兑付，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实质法律关系为信托关系而非债权债务关系，在此情况下不能类推适用存单质押，商业银行以上述手续（签署合同+交付权利凭证）办理的质押不宜认可其效力。

(三)对于以保证金形式设立理财产品质押的效力认定

有些商业银行与客户约定理财收益分配账户为保证金账户，并将该账户予以冻结控制，以此方式实现质押。笔者认为，如在应收账款质押+质押登记的情况下，辅之理财收益分配的保证金质押，应可理解为理财存续期间的质押担保为应收账款质押，而当理财本金收益资金兑付至理财收益分配账户后，应收账款质押形式转化为保证金质押形式，应可确认其效力；如无应收账款质押等其他质押手续配合而仅作保证金约定，则因在理财收益兑付前，理财产品尚未转化为保证金，从而并未满足保证金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因此在理财产品到期前并不构成保证金质押，不应认可其质押效力。

三、完善理财产品质押法律规范的意见

要根本上消除审判实践中对理财产品质押效力认定的困惑，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结束理财产品质押无法可依的状态。笔者建议如下：

１.由全国人大修改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增加一项，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份额”作为可出质权利；或者修订该条第（七）项，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扩展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以扩大物权法定原则中“法”的范围。

２.与前述第一点建议相配套，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份额可用于质押融资；或制订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融资的专项部门规章，在相关部门规章中同时还应明确规定理财产品质押公示的方式。鉴于严格来看，理财产品与传统意义上的应收账款存在一定差异，建议与应收账款作出适当区分，在质押登记方面也不适用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要求。为既达到公示效果又降低交易成本，可明确在各商业银行网站建立的理财产品质押公示系统进行质押登记和公示。若为提升公示方式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也可由银监会或其授权的机构（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建立全国统一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公示系统来开办登记及公示手续。

３.在相关法律及规章修订完善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可在将出台的物权法司法解释或其他司法解释中，针对理财产品质押中的不同形态，区分性地作出相应效力认定的指导性规定，也可适时公布指导性案例，使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较为统一的标准。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招商银行总行法律与合规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