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程序与构造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家施予刑罚。即使是侵犯被害人人身的犯罪，追责权仍归属于国家，因为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秩序。在英国，13-14世纪时通过由国王的官员和法官执行命令（国王敕令）将刑事追诉权统一于君主之下。严重侵犯秩序的（称为重罪）是侵犯君主罪，起诉以国王的名义提起。此即：严重犯罪由王室法院审理，并以国王的名义起诉。起诉机关称为皇家检察院，案件的官方名称为，例如，The Queen versus Smith，简写为R .v .Smith, 甚至于Sm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wart勋爵兼首席法官指出“漠视他人生命和安全就等于是侵害国家的犯罪，行为应受惩罚”（Batem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w v. DPP一案的判词中对法官作用的重要性做了明确阐述，在该判词中他否定了法院有权创立新的犯罪但声称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作为普通法的仆人和卫士…….在法律的庭院里必须留有余权以实现最高和基本的法律目的，从而不仅维护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而且他们有责任保护它免受可能更加隐秘的攻击，因为它们是新异而无准备的。”在该案中，保护公共秩序证明将共谋犯罪扩展至本身不是犯罪但威胁着公共道德的行为（见第18章3），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正当的。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案子R v. K中，Millet勋爵希望改革法律因为他感到国会未能保证法律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该案涉及（生效）青少年同意性行为的年龄：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让我们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一例。Jack被指控谋杀Jill并且不服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谋杀的要素：Jack致使Jill死亡，Jack意图谋杀Jill或者至少意图导致Jill严重伤害。检察官举出Jack在离Jill四码远处用左轮手枪向Jill开枪的证据。这可能包括证人看见事件的证据以及法医的鉴定证据，诸如在Jill身上找到的子弹与Jack的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检察官也需要证明枪击致使Jill死亡，这就是尸体解剖的医疗证据。然后检察官需要证明Jack的心理状态：Jack意图杀害或者严重伤害Jill。检察官可以根据Jack在那时的行为（Jack近距离枪击Jilly,陪审团可以推断出对其行为唯一可信的解释是他意图杀害她）或言词来判断。还有其他间接证据，诸如有关动机的证据（例如Jack可从Jill那里接受大笔遗产）。
在检察官陈述后，被告人可以提交“无须答辩”，主张检察官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证据都对Jack不利，换言之，如果证据可以相信或没被否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如果被维持，那么法官就会让它继续：他不直接宣告无罪，因为检察官将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面对“可以答辩”，Jack就有选择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拒绝辩护，而不对检察官的证据作另一番解释。这是可能的，但与无罪辩护不合，并且可能意味着定罪。因为陪审团没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证据。定罪不是不可避免，因为陪审团没有义务相信检察官的陈述无可挑剔而且可能认为对Jack有罪仍有合理怀疑。
Jack可以反驳有关他枪击Jill或者枪击导致死亡，或者他意图伤害Jill的（或者所有这些）检察官证据。或者Jack可能承认这些事实，但提出辩护理由：主张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自我防卫；或者是可宽恕的因为Jill激怒了他使他失控。他必须举出证据，包括自己的供述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对同意的事实没举出证据）法官不会让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如果辩护理由交于陪审团，检察官除证明指控谋杀的所有要素外，还必须反驳辩护理由（例如Jack在自我防卫）。如果Jack以精神病或减轻责任辩护，他就必须依据该辩护的法律定义证明它。
辩护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告诉他们检察官必须证明的犯罪要素，并且概括证据。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的问题，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分歧，并且解释证明责任。然后陪审团决定事实（发生了什么？），将法律适用于事实（这是谋杀吗？）从而得出结论。

2-5 犯罪分类
划分犯罪的基本分类是诉状审判之罪，简易审判之罪，和可以前任一方式审判之罪。第一类是较严重的犯罪，诸如谋杀，过失杀人和强奸。它们在王室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前审判。相对较轻的犯罪诸如许多交通犯罪，属于第二类，由有限判决权的治安法官审理。第三类是那些像偷盗等依据情况严重性可相当不同的犯罪。它们既可诉状审判又可简易审判，选择在治安法官法庭作出。治安法官或被告人可以主张诉状审判；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时才可进行简易审判。对治安法官而言，选择取决于指控的严重性，如检察官陈述中所表明的，以及案件看上去是否可能提出最好能由法官决定的法律难题。对被告人而言，选择取决于许多事实：简易审判更快更便宜（这可能很重要，如果被告人被要求对法律援助作出贡献）；虽然治安法官可以，如果他们已判刑，决定将判刑的罪犯交于王室法院，但是王室法院可以作出更重的判决；特别是如果辩护在于反驳警察证据，那么治安法官更有资格定罪。两种审判适用的程序不同，判刑权不同，上诉权不同，但是无论被告人是在王室法院或治安法官法庭被审判，犯罪（本书所涉及的）的定义不变。
更早的分类是重罪和轻罪。这种分类已由《1967年刑法法》废除，在此提到仅因为有时对重罪和轻罪作出判决时仍可参考，否则可能让人莫名其妙。《1967年刑法法》也创立一个可逮捕之罪的概念。现在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得到了界定，该法包括了所有最高刑五年以上的犯罪（也包括某些其他的特定犯罪）。当某人在实施可逮捕之罪时，警察和公众均可以进行无证逮捕。警察对可逮捕之罪和非可逮捕之罪有更广的权力（《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与s.25）。

2-6 刑罚
与讨论犯罪行为的定义相比，刑罚理论更关注讨论量性，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讨论量刑。但是犯罪的定义及其刑罚是有联系的。很少能找到认为有罪的被告人不适合于惩罚的情况。国家为什么应该惩罚犯罪人的主要理论很出名并且已有许多有关犯罪学和量刑的著作详细地讨论，但是可以简略地概括它们。一种理论是矫正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改造犯罪人以便其不再犯罪。另一种理论是预防论—通过刑罚的威慑预防犯罪人和其他潜在犯罪人犯罪。还有一种理论是无能力论—应该阻止犯罪人犯罪，典型的是通过监禁阻止犯罪。目前的主流理论是“该当”或报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告人应受到适合于他们应受谴责程度的刑罚，这是《1991年刑事司法法》背后的主要哲学依据，该法是主要的量刑法之一。在刑罚史的不同历史阶段，量刑均在这些理论间摇摆，毫无疑问的是四种理论都影响者量刑者，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冲突。

2-7 法律改革
修改刑法，像其他法律一样，取决于《国会法》。在近三十年来，国会十分依赖于两大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1959年设立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和1965年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两委员会的报告经常附带着可能形成立法基础的法案草案。这些成功的报告，纯粹以它们是否已被实现来判断，已经混合；一些，如刑法修改委员会有关偷盗罪的报告（1966年，Cmnd2977，第8号报告）或者是法律委员会有关未遂犯的报告（1980年第102号），都已经实现；其他的，如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因素的报告（1978年，第89号）以及最近法律委员会有关刑法典的报告（见第2章8），也已实现。
在设想进行较大的法律修改时，就设立了皇家委员会。一个例子是，皇家委员会1981年有关刑事程序的报告最终产生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法律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希望制定刑法典。

2-8 有关刑法典的建议
2-8-1 法典的定义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2003〕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现将《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将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及时报告总局（人事司）。


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

基层税务部门是指直接负责税收征收管理（包括稽查等）和为纳税人服务的一线单位。加强基层建设是新时期做好税收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依法治税的关键环节，是加强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为了把基层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特制定本纲要。

一、基层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1.基层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按照税收工作指导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基础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使基层税务部门真正成为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坚强集体，为增加国家税收，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基层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税收收入是税收工作的中心，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物质基础。基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对税收工作的要求，确保基层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促进税收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和税收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
（2）以人为本，强化管理。基层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着眼于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养、教育和管理。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工作制度和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强化各项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力度。要围绕税务人员的全面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塑造人，充分调动税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保证完成税收各项工作任务中，培养“四有”税务人才。
（3）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基层建设必须适应改革发展的要求，巩固已有成果，加强薄弱环节，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不断增强基层建设的生机与活力，全面提升基层建设水平。
（4）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基层建设各项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在基层建设中，尤其是在规范机构设置、调整业务流程时，要注意周密安排，做好思想工作，提高效率，又要保持队伍稳定。基层建设必须立足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切忌搞形式主义。必须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讲求实效，防止“一刀切”的现象。

二、基层建设的主要内容
3．领导班子建设。以提高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和抵御腐蚀能力为重点，加强基层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推行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配备好基层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大基层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力度,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化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和专业知识结构，充实基层单位领导力量。
4．组织体系建设。基层税务部门的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实施税收征收管理，完成税收收入任务，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税务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依法、求实、效能、规范，有利于税收工作开展的原则。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工、青、妇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5．干部队伍建设。坚持科学管理，从严治队，热情带队，着眼于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岗位技能和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
（1）思想政治方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认真贯彻《全国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业务素质方面。充分利用系统内外的教育资源，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格局。在抓好各类培训的同时，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要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利用信息技术，加快建立税务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网络。要坚持按需施教，统筹规划，加强组织管理和考核评估。建立干部学习档案，作为干部考核与使用的重要依据，切实执行不培训不上岗、不培训不任职、不培训不提拔的规定。
（3）工作作风方面。树立求真务实、勤政廉洁、团结拚搏、争创一流的良好行业风气。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实行公开办税，实施“阳光作业”，为纳税人提供文明、诚信、热情、高效服务。实行政务公开，营造民主管理氛围。树立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俭节约、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讲究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6．管理基础建设。全面贯彻执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核心的税收各项征管制度。按照“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制，推行分级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全面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7．党风廉政建设。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增强税务人员廉洁从政意识，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制约。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建设各项要求，落实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查处税务人员涉嫌违规违纪行为，形成良好的税风税纪。
8.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引导税务人员不断更新观念，加强对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进一步优化和重组税收业务，科学设计业务流程，完善工作制度，简化工作手续，规范工作程序，杜绝重复建设、重复开发，提高数据质量和网络安全，逐步实现资源共享。
9.税务文化建设。依据各单位的客观条件，在进行税收征管活动过程中，努力建设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文化。引导税务人员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培养、树立、宣传先进典型，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文化建设氛围，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税务部门的行业文明形象。
10.工作生活环境建设。加大基层建设投入，保证正常经费需要，有计划地用现代技术装备基层单位，不断提高基层工作电子化水平。逐步改善基层办公、生活条件和交通工具等。因地制宜地美化、绿化、优化环境。建好文体活动室，图书资料室等设施，丰富税务人员业余生活。

三、基层建设的标准
11.政治过硬。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税务人员的头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忠诚税收事业，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班子坚强有力，党、团组织健全，组织生活制度落实，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好。
12．业务熟练。熟悉现代税收、市场经济、法律、财会、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掌握岗位技能，熟练处理各项税收业务。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测试措施落实，业务考核达标。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圆满完成税收各项工作任务。
13．作风优良。岗位目标责任明确，行政管理制度落实。办公、学习、生活基本设施齐备，环境整洁。政务公开，内部、外部关系融洽、协调。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爱岗敬业，团结拚搏；服从指挥，令行禁止；秩序良好，税容严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社会形象良好。
14．执法公正。管理科学、高效，征管机制健全，工作流程规范，税收手续完备，数据完整准确，档案资料齐全，监控责任落实，达到规定的指标和要求。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健全，“两权”监督措施和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追究制落实，无违法违纪现象，无严重责任事故，无刑事犯罪案件。查处税务违法违纪案件有力。
15．服务规范。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依法规范服务内容、程序、方式和手段，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

四、基层建设的领导与措施
16．加强领导，分级负责。加强基层建设是各级领导机关的共同责任，要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制，加强对基层建设的组织、计划、协调、检查和指导。要按照下管一级，分级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国家税务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结合形势发展需要制定基层建设的目标，明确基层建设的重点，提出基层建设的要求，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基层税务部门要根据上级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把各项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保证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17．面向基层，突出重点。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基层意识和群众观念，建立各级领导定点联系基层制度。领导机关布置任务、安排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要坚持人、财、物向基层倾斜，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好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条件相对比较困难的基层单位，要作为基层建设工作的重点，予以更多地关心，努力为基层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
18．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级税务机关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基层建设，并明确分管领导重点抓。地、市以上税务机关的人事教育部门，具体负责基层建设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定期分析基层建设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局党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19．科学考评，加强监督。上级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科学的工作目标评议考核体系，把基层建设的目标、标准、内容纳入到领导机关的绩效管理和综合目标考核之中。要规范管理方式，保持领导机关抓基层建设的政策、制度和办法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要规范管理行为，对督导基层建设的方法、步骤等做出明确规定。要健全基层建设激励机制，加强监督，严格奖惩兑现，鼓励先进，激励后进，促进基层建设的全面发展。
20．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各级领导机关要选好用好基层建设活动载体，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要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培养、树立、宣传和奖励，关心爱护先进典型。要加强对争先创优工作的指导、检查，对典型进行动态管理，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使广大税务人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推动基层建设深入开展。

本《纲要》是基层建设的基本准则和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具体安排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本《纲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1995年9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以国税政函〔1995〕011号印发的《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试行）》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