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全国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及时依法惩处了一大批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前不久，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大整治工作力度，紧紧抓住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以开展食品卫生专项整治、打击“血头血霸”和非法采血供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重点，扎扎实实推进今年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５月１３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时审理好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犯罪案件，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是人民法院当前一项重要的审判工作。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把审理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各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不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以来，安徽省阜阳市发生的劣质奶粉致多名婴儿死亡事件和广东省广州市发生的有毒白酒致死人命事件，一再提醒我们，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紧抓好，常抓不懈。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把依法及时审理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安排得力审判力量，保证起诉到法院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犯罪案件及时依法审结，有力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突出重点，依法惩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

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定罪判刑。当前，要重点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以及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医用器械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的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以及其他伪劣产品的犯罪；强迫卖血、非法组织卖血和非法采集、制作、供应血液及血液制品犯罪；假冒注册商标、销售侵权复制品以及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起诉到法院的走私、偷税、抗税、骗税、合同诈骗、金融诈骗、非法传销和变相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要继续依法从严惩处。各地法院要根据实际确定打击重点，注重实效。要把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特别是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或者包庇纵容的案件，作为大案要案，抓紧及时审理，依法从严判处。依法应当重判的，要坚决重判。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时，必须充分适用财产刑。法律规定应当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要坚决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律规定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一般也要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要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其用于犯罪的本人财物要依法予以没收。

三、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众多受害人的案件

对于涉及大量受害群众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严格依法办事，妥善慎重处理；做好群众工作，确保社会稳定。被害人对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并审理；如果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或者受害群众较多的，应当依靠当地党委并与有关部门及时协调，依法通过公诉案件审理程序处理。要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注意最大限度依法挽回受害人和受害单位的损失。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和受害单位损失的，可以酌情、适当从轻处罚。

四、通过审判活动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在治标和治本上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各级法院要精心做好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开庭审判工作，通过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庭审直播等形式，扩大审判的社会效果；在办案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在市场管理制度和环节上存在漏洞和隐患，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提醒和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制度，加强管理，防止发生犯罪；要注意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到案发当地公开宣判，并通过新闻媒体，采取就案说法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全体公民运用法律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要注意通过审判活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诚信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和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风尚。

近年来，最高法院在指导各级法院审理好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关案件的同时，选择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各高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有关督办案件的指导，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通知的要求，确定联络员，加强信息沟通，随时了解审理进度，及时报送审判信息，对最高法院挂牌督办的案件和其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一旦起诉到法院即应将受理情况层报最高法院。被最高法院确定为宣传报道的案件，有关法院要积极配合最高法院搞好大要案件督办和通过中央新闻媒体公布判决结果的工作。

以上通知，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程序价值的一般含义
法律价值有三种基本的含义：第一，价值观念，即存在于一定人群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ideas）；第二，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standards）；第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objectives）。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民事程序的价值，研究者都必须关注价值的一般含义。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中，“价值（value）”一般被认为是客体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具体而言，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它以主体客观存在某种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事物必须恰好具有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者功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价值其实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的满足需要或者有用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价值的含义还包括主体对自身需要的不断超越性。显然，这里的价值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将价值的哲学意义定位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其背后暗含着主体具有的相对于客体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引申开去，到最后便将主体自身也湮灭了。困扰着现代人的孤独感、无家可归感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前几年学者们大都认为秩序、安全、正义、自由以及效益等是民事程序的价值。
现在，学者们已经开始强调民事程序的内在价值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已经不少了。故笔者不再重复，而是着重探讨一下价值的一般含义。
按照现代哲学论伦理学的一般理论，价值最初属于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意为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也就是某一物品或活动所蕴涵的劳动量。19世纪，在众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下，“价值”这一概念开始突破其经济学意义，而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目前，价值已经被人们普遍视为（哲学）伦理学上的核心范畴。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伦理学主要是就“善”与“恶”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学科，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设定对人、社会、国家以及法律制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我国哲学界将价值定位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是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认识论、忽视价值论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相应地，法学界在法律价值问题研究上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价值存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属于认识论上的范畴。众所周知，认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探索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寻求真理,对人、事物的价值评价，并非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故而，将价值完全定位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前提构建价值理论，这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价值研究的方向。而只有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对人、事物、制度的价值评价才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应与一般的法律价值研究一样，摆脱哲学认识论的束缚，摆脱那种将价值定位于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实际上，民事诉讼决不仅仅是一种以查明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此外，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也不是由单一主体而是由多个主体通过交互作用进行的，这些主体之间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而且往往会因为利益的矛盾冲突而处于直接对立的诉讼地位：双方当事人为了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攻防，法院代表国家运用法律对这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进行判断，法院的判断除了要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外，还要执行国家的司法政策，考虑国家的及社会公共的利益。那么，民事诉讼活动究竟要满足哪些诉讼主体的需要呢？这不是认识论所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由上可见，只有走出单纯的认识论角度，迈向价值论，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掴臼。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就是所谓的“善”，它是一个“最普通的褒义形容词，意为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是值得羡慕的，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由此可见，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被区分为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两个方面，即“作为方法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据此，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有两项独立的价值标准：一是外在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也就是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实现某一外在目标而言是否有用；二是内在价值或者固有价值，也就是该项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

二、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尤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此，笔者以为，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思辨活动，而在于为人们评价和重新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提供一系列合理的价值标准。法律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观念、标准、和目标三个角度。其中，价值标准带有根本性。其理由是，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或程序，法官、当事人往往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评论，这种评论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因个人利益的得失胜负而得出各不相同的评价结论。然而，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标准，不应依附于诉讼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应有着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否则，这种评价很难具有公允性而得到诉讼各方的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还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相对独立的评价。民诉程序价值是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组合体。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主要表现为民诉程序对于实施民事法律的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则主要指民诉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使诉辩双方真正受到公正的对待，其应得的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以前，人们倾向于从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评价民诉程序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形成正确的裁判结果，民事诉讼法只是为顺利、正确地实施民事法而服务的。由这种逻辑引申开去，最终必然走向否定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固有价值。按照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标准，人们对某一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诸如公正性、人道性、合理性等方面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因此，有关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最终将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独立意义的认识。
三、民事诉讼价值的诸方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近年以来，学者们对民事诉讼 程序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价值概括为公正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自由、秩序与程序保障、诉讼民主以及程序安定。还有学者将民诉价值划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益，外在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应当说，学者们就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所进行的研究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有益的。不少学者显然从法哲学的一般理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和启示，并力图使自己的民诉价值研究适应流行的法律价值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民诉价值不是单一的，而带有多元性，秩序、安全历来为各个国家所看重，但自由、权利保障和正当程序等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此外，民诉活动也要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标准。然而，这种将一般法律价值直接移植到民诉法中的做法，有着过于空泛的不足。实际上，诸如自由、安全、秩序、正义之类的价值，即可以被视为一般法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可以成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价值标准。研究者如果直接将这些价值套到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时显得既不恰当，又难以自圆其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应是指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些价值不存在于诉讼结局之中，而应属于评价民诉程序或者过程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过程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不是指什么抽象的安全、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而包含着内在价值（公正价值）与外在价值（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两个方面。为实现其内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必须符合特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具有特定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为实现其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还必须考虑如何对民事法的正确实施具有的效用和保障意义。这两个方面的价值是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价值，相对于二者来说，经济效益价值则处于次级价值的地位，不具有选择上的优先性。此外，所谓的“社会效应”充其量不过是各项民诉程序价值在实现中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于经济价值之外的诉讼价值。
就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本身没有轻重之分，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的时期，基于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民诉程序的设计应当在这两项价值之间有所侧重。不过，我国民事司法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更多地关注程序的内在价值。第二，程序正义本身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要求的诉讼价值。尽管追求绝对的公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然程序公正也的确有着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标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立法者对民诉程序的设计，司法机构对民诉程序的实施，都不能低于这些最低的“法律伦理底线”。第三，目前，我们必须确立一种“限制、节制审判权，防止其滥用”的观念，使实体法的实施和程序工具价值的实现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四，必须将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抛开公正的程序而去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不能通过不公正、不人道的手段而去换取实体法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