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府办〔2009〕16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现将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08〕54号）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三月六日

印发广东省各级政府
部门行政首长问责
暂行办法的通知
粤府办〔2008〕54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监察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九月一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促使其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广东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各部门（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在公众场合言行不适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行政首长责任的行为。
第三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按照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合法、客观、公正地进行。
第四条　政府部门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各级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五条　政府部门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超越政府部门权限擅自决策的；
（二）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的；
（三）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的；
（四）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五）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的；
（六）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的；
（七）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八）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　政府部门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的；
（二）发生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发现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采取行政措施违法、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八）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九）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或者直接管理单位负责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较大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一）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十二）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虚报、谎报或夸大政绩的。
第七条　政府部门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二）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选拔干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三）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本部门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五）指使、授意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六）因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政府部门不依法接受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接受或者不配合人大机关监督以及司法机关监督的；
（二）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三）拒不执行或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和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执行上级机关、行政监督机关根据信访、投诉，要求其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和建议的。
第九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掌握的工作秘密的；
（三）利用因工作之便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者亲属牟取利益的；
（四）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或包庇、纵容的。
第十条　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发现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者依据下列问责信息，可以责成本级监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检举、控告；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政府部门绩效考评和工作考核结果；
（六）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七）其他反映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存在问责情形的材料。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应当向监察机关作出书面说明。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对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阻挠或者干预调查工作的，监察机关可以提请本级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暂停被调查人执行职务。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调查结束，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听取其对调查事实的意见。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人民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是否问责的具体建议。
第十五条　调查结果认为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存在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的，应当提请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作出问责或者不问责的决定，并决定责任追究方式。
拟问责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以就问责事项向政府常务会议陈述和申辩。
第十六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公开道歉；
（四）通报批评；
（五）责令辞职；
（六）免职或者建议免职。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因同一问责情形受到行政处分的，可以同时进行问责。
采用第（五）、第（六）项方式问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七条　有问责情形的行政首长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追究其他责任的，从其规定。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对行政首长作出的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决定，由监察机关书面通知本人，并抄送作出问责批示或提出问责建议的有关机关。
第十九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诉。
第二十条　人民政府接到申诉请求后，可以根据申请的内容作出复核决定，并责成监察机关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问责决定可以暂停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人民政府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将问责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人民政府和本级监察机关。
监察机关对问责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拒绝执行问责决定的，依照管理权限免去其职务后，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参与问责调查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五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情形是由其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造成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体制的政府部门，对本系统所属的下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

余秀才[1 ]


摘要

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从此，使债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债权并获得收益，故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债权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权人虽败诉却永远是债权所有者，债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债权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债权并获取收益。当初民法通则的立法者们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成了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邯郸学步[ 2]。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最高院的大法官们似乎意识到了诉讼时效制度这种可笑的缺陷，却苦于欲补乏术、欲改乏权[3 ]，江郎才尽之下只好治标不治本地作出一个时效新解释[4 ]。至今还在为适用范围的扩大而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侵权法[5 ]的立法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该法设定所有侵权债权，都有可能成为本文所需救济的对象，该法第二条那些自命不凡的罗列，可谓极尽蝇头小利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车薪之嫌[6 ]。虽说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三大法[7 ]的立法者们岂是一般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8 ]，其实根本不用立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目睹了大量债权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的情形，一种对债权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债权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说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9 ]。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传统上的“消灭时效”进行修改，首创“诉讼时效”制度[10 ]。我国民法通则受此影响，亦未采纳时效取得制度，仅规定诉讼时效制度。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

在开始论述之前，笔者先本文所称之债权作一个限定：1、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该债权仅是可给付的财物之债，不包括特定物的物权返还之债（因为特定物的返还之债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和行为之债；3、该债权必须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类型及数额是确定的、其他债权人无争议的、且债务人认可该债权。
诉讼时效制度有着众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证责任分配上属于过错推定。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一种假设——民事权利可放弃，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主张，则推定放弃。故笔者认为，超过诉讼时效可以分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和推定超过诉讼时效。笔者还认为，只有债权人当庭表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这一情形，方可毫无疑问地认定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这种情形不在本文救济之列[11 ]。推定超过诉讼时效，就是指债权人不能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之情形时，则推定超过诉讼时效。从诉讼时效的构建目的看，这种推定是建立在债权人举证不能则推定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基础之上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立法是否也应当对这种推定举证呢？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因是“法律不保护懒惰者”，但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懒惰者”、是“怠于”？

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适用的是“主观上存在怠于”的过错推定原则。真实的“怠于”是诉讼时效制度成立的基石，而现实中债权人表示非“怠于”的意思表示方式复杂多样，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腾讯QQ、上门追索等，却几乎无法举证。实务中，大量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均非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所致，乃证据不足而败诉。即债权人更多的非“怠于”之故意，而是“无知”之过失。

2、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系伪命题。王利民、王轶等民法界专家均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维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12 ]。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使债权永不消灭，一般而言，债权消灭的原因有清偿、抵销、混同和放弃等。债权人起诉本身就表明未放弃，且依照笔者前述对债权的限定，也不存在其他债权消灭的情形。据此，法院虽然驳回了债权的诉讼请求，但债权人依然可以无限期、无限次地向债务人追讨，诉讼时效制度中“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的功能从何谈起？笔者认为，该功能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的，生搬硬套进我国，考虑欠周。

3、债务人胜诉却不能免除偿还责任。债务人可否不再清偿？社会上通行的理解是，在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务人可不再偿还，王利民甚至认为仅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就“产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13 ]，笔者认为，该理解值得商榷。从实务中看，任何一份判决书都只会说“债权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院保护，故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从不会说“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变为合法，从而无需偿还”。可见，任何一份法院判决，都只审查了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法院保护的问题，而不会去审查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是否合法，这也是不告不理之原则所致。从法条看，法律只限制了债权人的胜诉权，未赋予债务人权利，更未免除义务，免责事由需法定，“可不再偿还”相当于时效取得，更需法定。故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亦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在我国欠缺合法根据，属生搬硬套。

4、受法律保护却不受法院保护。很多人极易误解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的保护，只是国家法律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故超过诉讼时效之债权，仍受国家法律保护，只是法院不再为债权人保驾护航。债务人一旦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不同意调解，则法院就只能、也只应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

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

1、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立法层面的影响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1）立法层面的影响。诉讼时效制度违背中国伦理道德，超越国情、民情的历史阶段。在国外，时效制度从罗马法确立已几千年，普通民众已非常了解，故有其适用的传统基础、民情基础。中国则完全不同，几千年来从未规定过债权的诉讼时效制度，即使小有时效制度方面的规定，也从未象民法通则般彻底、全面、大范围地施行，故传统观念认为，债务人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应偿还债务，直至儿女、子孙，遂建立了“父债子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观念，此观念影响中国民众几千年，根深蒂固，突然之间冒出个诉讼时效制度，把传统道德观念瞬间推翻，这一法律移植有考虑欠周之嫌——中国幅员广阔，是一个国情、民情极为复杂的大国，法律的滞后性、普法工作的落后性本身已大大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普及，加上上述传统观念及中国民众厌诉心理的影响，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极不适应，导致实务中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比比皆是。

（2）社会层面的影响。因为债务人提了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法院就不支持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久而久之，债务人形成了一种错误理解，认为自己对超过时效的债务可以不偿还，从而形成侥幸心理，甚至不惜温言软语、连哄带骗、日复一日地推脱，一旦拖过诉讼时效，立马翻脸不认人，认为自己不偿还是理所应当的。人性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中国的普通民众也较为爱贪便宜，当自己欠债不还而债权人却无可奈何、无技可施时，债务人不仅会变得心安理得，使其负罪感、内疚感消失殆尽，而且会洋洋得意，不可避免地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大肆宣扬自己如何拖债、躲债最后脱债的技巧，不断侵蚀、渗透、削弱和消灭着中国民众的诚信观念。现实中，此现象大量存在，这使得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以及对该制度的错误理解，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罄竹难书，最令人堪忧的是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