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博睿思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华胜影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及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10042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民终字第1323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并非所有客户名单都是企业的商业秘密。构成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应该是包含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

三、基本案情
原告华胜影捷公司成立于1996年，经营范围包括开发、生产与集成文件资料、工作流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应用管理系统等。2005年10月10日，华胜影捷公司与被告许某、郑某签订劳动合同，二人分别在业务Ⅱ部和研发部担任部门经理，合同期限均为2005年10月1日至2006年9月30日。两份合同分别对员工的保密义务进行了约定。
2007年1月18日，许某和郑某投资设立了博睿思达公司，二人各占50%的出资额，由郑某担任法定代表人。2月9日，郑某代表博睿思达公司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登记发证事务所签订软件开发合同，委托博睿思达公司为其开发房屋权属档案数字化检索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周期为合同生效日起三十个工作日，软件的开发总费用为8万元。
2007年2月28日，华胜影捷公司分别与许某和郑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续订书》，约定续订合同生效日期自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并对二人的工资进行了调整。4月5日，许某向华胜影捷公司递交辞职报告。
4月10日，许某代表博睿思达公司与北京市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签订服务合同，为通州建委提供房屋抵押档案扫描录入服务总包，预算总额为96.4万元。
4月16日，郑某也向华胜影捷递出辞呈。4月28日，华胜影捷公司批准了许某的辞职，许某进行交接的业务内容包括了涉及“通州区建委项目跟踪情况”、涉及“宣武区建委项目情况”的业务周报。2007年5月14日，郑某与华胜影捷公司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其交接给研发部的程序清单中包括名称为“宣武房土”的“宣武区房管局”项目作业程序。郑某还同时向华胜影捷公司作出书面承诺，保证离职后不用从公司得到的商业秘密与公司竞争或用商业秘密做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事。
2007年5月22日，海淀工商局对博睿思达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建设委员会整理档案的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在检查中海淀工商局取得两份由许某签字确认的电脑打印件，其中一份是包括“通州建委”和“宣武建委”在内的文件列表，另一份则是达三十页、涉及二千余客户的客户名单，涉及客户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职务等内容，所涉单位多为具有行政、商业档案或信息保存、管理和应用职责的行政机关和商业机构的相关职能部门，其中包括“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宣武区国土局”和“宣武区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内容（许某在两份打印件上签字确认该文件是其在华胜工作期间所接触的文件列表及客户名单）。
2007年6月14日，博睿思达公司将投资人由郑某和许某变更为李某和魏某，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也由郑某变更为李某，监事由许某变更为魏某。6月27日，郑某和许某共同以道歉信的形式向华胜影捷公司致歉。道歉信中有“由于我们在处理事情上欠考虑，采用了不合适的方式离开公司，给贵公司造成了损害，对此我们表示万分的歉意。我们认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等内容，并承诺不接触华胜影捷公司现有客户，保守华胜影捷公司商业秘密，给予相应的补偿。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某从华胜影捷公司离职时带出的客户名单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一审判决被告博睿思达公司和被告许某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华胜影捷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的期限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内；被告博睿思达公司和被告许某共同赔偿原告华胜影捷公司经济损失（含为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币三十万元。
博睿思达公司、许某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涉案客户名单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不属于商业秘密；“通州建委”和“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均为许某的个人客户，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系其客户，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两上诉人侵犯了华胜影捷公司的商业秘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缺乏依据。
针对博睿思达公司和许某的上诉，北京市高院认为：
1、关于涉案客户名单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本案中，客户名单上所载信息并非行业内一般人员易普遍知悉和获得的，使用这些经营信息能够为华胜影捷公司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并且根据华胜影捷公司与许某所签的保密协议，其中明确了包括客户名单在内的公司商业秘密范围，以及员工在职和离职时应当承担的保密责任，因此包括“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在内的涉案客户名单属于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
另外，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许某在未从华胜影捷公司离职时即代表博睿思达公司与北京市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签订涉案合同，违反了其与华胜影捷公司的保密约定向博睿思达公司披露涉案商业秘密，而博睿思达公司明知上述情况仍不当使用上述商业秘密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两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华胜影捷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关于现有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本案中，许某已书面确认包括“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信息在内的多达三十页的打印件为华胜影捷公司的业务客户名单，因此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单位系其客户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3、关于赔偿数额。一审法院综合参考商业秘密的性质、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因涉案侵权行为给博睿思达公司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华胜影捷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提出其因涉案行为仅获利4 070元、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缺乏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案情看似复杂，实则核心焦点只有一个——是否所有客户名单都是企业的商业秘密，符合什么条件的客户名单才能构成商业秘密？
不少企业家内心存在一个误区：只要是公司的客户名单，就都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指出：“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客户名单都是企业的商业秘密。构成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应该是包含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
客户名单作为商业秘密，也必须具有秘密性。如果该客户名单通过公开渠道很容易取得，行业内的一般人员轻易就能得到，那自然称不上商业秘密。权利人必须对商业秘密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但保护的措施并不要求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只要在合理范围内采取了合理的保护措施即可。
本案中，涉案客户名单是华胜影捷公司经过长期与客户的合作，通过一定的人力、物力开发、总结出来，并非同行业中人员容易知悉和获得的，使用这些信息能为华胜影捷公司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和实用性构成要件。另外，华胜影捷公司与许某等员工所签的保密协议，明确了包括客户名单在内的商业秘密范围以及员工在职和离职时应当承担的保密责任，达到了正常情况下防止信息泄露的合理措施要求，符合商业秘密的保密性要件。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浅析“换偶自由观”之值得商榷的地方
——来自法学角度的几点思考

刘红军1，李红雷2
1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2武警学院边防系，河北廊坊（065000）
E-mail：liubaiqiang125@163.com


摘要 ：某学者又出惊人之语，这回该学者发高论称换偶是公民合法权利，聚众淫乱罪过时了。该学者称换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而婚外恋、包二奶一般是男性欺负女性，违反忠实承诺的。关于“换偶”持反对意见的不在少数，有人就认为换偶不可理喻，是目前这种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所呈现的病态。但是专家的身份，往往会影响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这里有必要对其观点从学理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换偶 道德 权利 非罪化

事件背景：
某著名学者一向以语出惊人而闻名，提出著名的“性学三原则”，并其在博客撰文为社会上的“换偶”问题辩护，从而在社会上引轩然大波。
在“性学三原则”的理论支持下，该观点称：“第一，法律方面。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而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我们应当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第二，道德方面。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不同的是，前者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后者一般是男性欺负女性，违反忠实承诺的。因此，前者没有道德问题，后者却有道德问题。”“第三，换偶活动对社会有无伤害：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少数人违反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并不就是伤害社会，它违反的是一元论的价值观，并不违反多元论的价值观。不应当以伤害社会的名义去治少数人的罪，因为他们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是人，是公民，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不伤害他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当然，性这个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针对该观点的言论，网络上的评论显得良莠不齐，感情冲动的抨击多于理性细致的分析。

来自法学角度的剖析

一：揭开“性学三原则”的神秘外衣
何谓“性学三原则”主要是指性活动只要遵循自愿、私密、成人之间这三条原则，那么就应该视为合法。（笔者认为从逻辑角度来讲将该原则表述为：“成人之间、自愿、私密”似乎更为贴切）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她可能的理论来源：
关于“成人之间、自愿、私密”之说法最早来源于西方社会，(注：现代社会对性问题所持的宽容态度，即使在欧美各国也是近几十年的事)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经常被当作这方面转变的标志。这是由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也被称为“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旨在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问题。该报告就写到：法律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人民免受侵害；而如果成年人是私下而且是自愿地进行同性恋或卖淫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公共秩序的问题，因此，法律就不应当加以惩罚。众所周知，这份报告受到了著名的德富林法官的批评，而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哈特又与德富林展开一场著名的争论，维护并确认了《沃尔芬登报告》的这个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哈特的观点后来成为主流，曾对英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性恋以及卖淫行为的非罪化立法趋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德富林法官本人也在1965年公开登报声明放弃自己先前的保守主张。
但是应该看到，“成人之间、自愿、私密”，只是《沃尔芬登报告》与哈特用于限定同性恋和卖淫这样特定性行为方式的限定语，其充其量或可被认为是这些特定性行为非罪化的要件，而该观点则将其上升为更具广泛性的“性学三原则，这在逻辑上就可能存在问题。更何况这只是该学者的一家之言，而不是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是否切实可行，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二：聚众淫乱罪是否真的过时，换偶是否真的无罪
“换偶自由观”主张：“法律方面。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而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我们应当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在法律改变之前，换偶者可以用两对分别在不同地点的方式规避这一法律。因为只要一个地方只有两个人（无论他们是法定夫妻还是两个个人），法律是不能治罪的。”
首先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什么是换偶本身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所以换偶的主体、动机、目的、方式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在一般抽象的意义上讲，换偶一定构成或者不构成聚众淫乱罪。要获得精确答案，一般总需要在个案中根据案情事实来解释法律。但如果我们将换偶理解该观点的换偶，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对换偶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这一问题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作一分析的。在该观点中的换偶，是被特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即这种换偶是不违反性学三原则的。因此，该观点认为这样的换偶行为既不存在道德问题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假如我们或者真正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们认可该观点对换偶的限定、自身对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的理解以及基于这样的限定和理解而作出的“换偶并不违反社会道德和并无社会危害性”的推论性解释，那么，很清楚，这样的换偶根本不构成聚众淫乱罪。因为这样的换偶根本不构成前文详细说明的有关该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当然，该观点对换偶的限定、理解和推论并不就是真理，因此，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式问题。
其次，虽然换偶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仍然需要在理论上来进行仔细的探讨，但是作为以性社会学为专业的中国一流的性学专家的身份提出的“换偶自由观”，却对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一款表现出了惊人的理解。其一：该观点称：“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依该观点的意思这里的非法就是指犯罪）”。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其二： “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依刑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聚众淫乱罪的最高刑为五年，判死刑之说不知从何而来？本条款至今有效，说它已经不实行了，又不知从何说起？
同时该观点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会称聚众淫乱罪已经不再实行了，一会又言，这个法律已经过时了，一会儿又说如何规避这个法律。既然不再施行了为什么又要规避呢，这不能不说是矛盾的。在这么一小段话中就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显然不是无知，也不是一个学者的智商有问题，这只能解释为其对法律的一种极度轻率的态度。该观点所涉及的问题是严肃的，但讨论的方式却恰恰是轻率的，这不得不说是该观点的悲哀，但也更是那些被该观点的观点所影响的公众的悲哀。
三：违背人类禁忌文明——法律与道德的恩怨
法律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虽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实施的手段者但是法律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结晶，也与人类的禁忌文明、道德文明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该观点的“性学三原则”作为普遍衡量人类所有性行为是否可以合法化的原则，那么乱伦是合法的，进一步来讲如果乱伦真的合法，我们就会产生许多这样的疑问：许多现代文明国家或社会，这其中除了英美之外，还包括德国、意大利、瑞士、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特区等等，仍然严厉地惩罚乱伦行为，尤其是血亲之间的乱伦行为。除非我们能够挑战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乃至挑战连这些文明社会的法律也不得不尊重的人类禁忌文明。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乱伦罪”，但纵观几千年中国法制传统，法律与道德均曾严厉禁止乱伦，目前也有学者呼吁应该在刑法中增设乱伦罪。要不要增设乱伦罪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也曾看到，当年法国的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书中，主要就是探究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乱伦不仅为法律所禁止，而且还被视为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此外，在“性学三原则”的 庇护下危险的SM行为也是合法的，我们也看到，当同性恋被统计学等现代科学确切地证明为乃是艾滋病的主要根源之一，并由此产生对其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时，“性学三原则”所谓的合法会不会瓦解呢?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后笔者想以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在公元前339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层面的讨论：如果两性行为方面或任何他们别的行为方面毫无秩序，杂乱无章，这在幸福的国家是亵渎的，我们的治理者也是决不能允许这样的。
四：对某些法律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
该学者曾在其博文《换偶问题》中写到：“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性学三原则”或许可作为换偶行为非罪化的要件，但是某种行为不被处以刑罚，乃至不被法律所禁止，未必就等于直接可以被视为一项自由权利。法律对人类行为（包括性行为）的评价，是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其态度可能存在如下五种：(1)刑法层面上的犯罪(2)行政法规层面上的违法(3)法律对其持中立态度(4)普通法律上保护的权利自由（5）宪法上赋予的基本权利自由。该观点有可能混淆了法律对人们行为评价的层次性以及“非罪化”、“合法”与“自由权利”等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基于学术良心，笔者这里也谨慎地认为，像“换偶”乃至一般的卖淫这样的性行为（不包括：促使、控制卖淫或经营卖淫行业等特定的行为），如果可满足“成人之间、自愿、私密”这三个要件，我国法律的确可考虑加以非罪化，并以前述的第（3）种方式加以对待，但这不等于说，该类行为就可直接享有法律甚至是宪法上的自由权利，不能说刑法这样规定是违宪的，不能说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侵犯了人们的宪法权利，更不能说“如果换偶有问题，那是法律的问题”这恰恰是该观点之所言。这里很明显的是该观点对于普通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宪法权利存在着的曲解，但是正是这种曲解所产生的观点，足以误导公众，给该观点的支持者以理直气壮的支撑点。
同时法律上的“合法”与道德上的“正当”之间是有区别的，而该观点恰恰可能忽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那么，围绕“性”这个话题，法律和道德所展示的不同面目说明什么，面对“性”，法律和道德各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法律是否应该与道德无涉，法律是否可以强制执行某种道德，我们又应该怎么来看待？笔者认为：在法律的调整领域上，法律的确应该严格区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领域，将自己调控的对象与效力限定于公共道德领域中的特定范围，以此维护道德的底线，而不应贸然介入私人道德的领域；而私人道德领域中的事务，则应委之于行为者个人的自我约控的理性选择，并由行为者个人自主地承担责任。同时，法律的评价也不应完全排斥或取代道德的评价，尤其在我国目前这样正处于所谓“道德全面滑坡”的时代背景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而就换偶问题而言，如前所论，法律确实可将其加以非罪化，甚至使之成为德国当代著名学者阿历克西所言的“不受保护性法律自由”，但对于本身作为私人道德领域中的某种行为，仍然有必要接受社会成员可能基于性道德秩序观念的各种评判，包括赞同、容忍或反对。
五：对待西方伦理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这瑕疵
该观点还介绍了美国和日本换偶情况借以证明自己的言论，称：“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参与换偶活动的人数众多，达到夫妻总数的2-3%，并没有伤害社会。”笔者这里不敢苟同此观点，因为这里的引证没有考虑到美国因为自由主义泛滥而导致道德滑坡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何况美国的不一定是进步的，美国的也一定是正确的，在美国换偶盛行，难道中国就一定也要跟着去换偶吗？笔者认为我们在面临西方对待西方伦理文化时要明白如下两点：
（一）：中西方伦理文化虽无优劣之别，但在不同时代，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伦理价值观与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伦理价值观相比，其参照系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前者优越于后者。尽管前者未必在各方面都先进，都能胜过其它文化，但因它是产生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总体上的优势。但是而不容忽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能克服自己各种与现代化进程相悖的惰性与弊端，加速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一定能创造出一种在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伦理文化。
（二）：无论在中西方伦理价值体系中，精华与糟粕都是十分复杂的糅和在一起的。要创造一种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伦理价值观，就要善于在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伦理文化的糟粕中继承和弘扬精华。同时要善于在大胆汲取西方文化精华时保持敏锐的眼光和高度的警觉，务必清除那些会贻害国人的精神垃圾与病毒。
该观点提出的不少性道德观点都很超前，该观点的提倡者作为知名性学专家，有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利，但笔者也有不同意其某些观点的权利。比如“换偶”，实际上换偶对中国人来说，很大程度上难达到多方同意，很容易造成一方同意而另一方拒绝，实际上演变为强奸，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抛掉，今天我们弘扬性文化，开展性革命，不能一步登天，不能抛开我们的国情、民情和社情来说，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一定要结合国情。
六：是否真的对社会无伤害
该观点认为换偶活动对社会无伤害，同时也认为换偶是一种不伤害他人的行为方式。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不管参与者如何自辩，换偶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行为使婚姻存在很多变数，快感之后，人不得不面对自身心理和对孩子的负疚等。据统计，百分之八十以上有过换偶行为的夫妻都表示后悔，心理的阴影和隔膜难以消磨，最终导致夫妻反目，离婚收场。难道，参加换偶活动的夫妻没有伤害到另一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睦稳定？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也是社会生产生活基本的单位，家庭的不稳定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当同性恋被统计学等现代科学确切地证明为乃是艾滋病的主要根源之一，并由此产生对其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时，为什么禁止因为它侵犯和危害了法律要保护的社会利益，难道这是立法者的错误，难道不该保护这样的法益，或许这正是该观点要表达的“如果换偶会触犯法律，那是法律有问题”难道，这样的结果对社会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这难免使人想到该观点仅仅看到了换偶以前和换偶交欢时的片刻新鲜感觉和欢愉享受，而忽略了换偶之后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

结束语
在“性学三原则”支撑下所提出的“换偶自由观”所表现了对法律的轻率态度：——“如果换偶会触犯法律，那是法律有问题”。在此姑且不论该观点这种观点之对错，但我们可认为，这种观点以及倡导者对待法律的态度本身，的确是基于对法律的一种反思与批评，并且是一种非常明快、多少有些轻易的批评的，这也反映了在像中国这样的法治根基尚未成熟，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国家或社会里，人们对法律信赖或信仰态度上存在着的严峻问题。 这些观点作为学术探讨可以，但不宜大范围倡导，明显脱离国情，而且容易导致性病艾滋病传播，我们是不能提倡的。性教育还是性教唆，只是一字之差，把握好度很重要。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捍卫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至关重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时，既不能把公众当作弱智者，也不能无视舆论的存在，我行我素。既然选择大众新闻媒体作为发表学术观点的载体，那么就有义务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对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媒体记者表示不屑，但是我们必须对公众负责。笔者认为，不管是性教育也好，性文化节也好，不应该去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话题，或者设计一些标新立异的活动，而应该以一种科学、健康的观念去营造一种社会文化气氛，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M] 2003年11月第2版 468-479
[2]刘红军：《浅析道德遭遇法律之尴尬》 [C] 安徽大学2007研究生论坛，125
[3]李银河：《换偶问题》 [OL] http://blog.sina.com.cn/u/473d5336010006ig
[4]刘宪权：《刑法学专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M] 2007年4月第1版 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