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2008年9月27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对下列涉及农民负担的事项实施监督管理：
(一)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
(二)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
(三)对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种集资；
(四)农民承担的其他费用和劳务。
对农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发放、使用，纳入本条例的监督管理范围。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其工作经费列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组织实施本条例；
(二)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制定的涉及农民负担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核；
(三)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测网点，组织开展农民负担监测；
(四)负责组织开展对村级财务、公益性排涝费、征地补偿费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事项所筹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
(五)受理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举报和投诉，负责或者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六)依法应当履行的监督管理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价格、监察、交通、国土资源、教育、审计、信访等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相关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为兴办村民直接受益的村内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道路修建、公益性植树造林、农业综合开发有关的土地治理等集体生产生活公益事业项目，需要向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由村民委员会实行一事一议。
向村民筹资筹劳的数额不得超过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出资或者出劳由农民自主决定，禁止强行以资代劳，禁止将筹资筹劳变成固定性收费项目。
根据受益主体和筹资筹劳主体相对应的原则，村民小组或者自然村需要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筹资的对象为本村户籍在册人口或者所议事项受益人口，筹劳的对象为符合筹资对象条件的男性18周岁至60周岁、女性18周岁至55周岁的劳动力。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现役军人不承担筹资筹劳任务。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在校学生、孕妇和分娩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不承担筹劳任务。
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承担或者不能完全承担筹资任务的农户，以及因病、伤残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承担或者不能完全承担筹劳任务的村民可以提出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给予减免。
前款规定的筹资筹劳对象、不承担筹资筹劳任务的对象以及给予减免的对象，由村民委员会张榜公示。
第八条筹资筹劳事项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提出，也可以由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联名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出。
村民委员会组织编制筹资筹劳方案，张榜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并根据村民意见对筹资筹劳方案进行修改，再提交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依照法定程序审议和表决。表决通过的筹资筹劳方案，由参加会议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签字。
第九条表决通过的筹资筹劳方案由村民委员会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筹资筹劳事项、标准、数额，由乡镇人民政府在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上登记。
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农民负担监督卡分发到农户，并张榜公布筹资筹劳的事项、标准和数额。
第十条相邻村村民共同直接受益的筹资筹劳项目，应当由受益村协商、乡镇人民政府协调，按照分村议事、联合申报、分村管理资金和劳务的办法实施。
第十一条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农民负担监督卡登记的内容收取资金或者安排出劳，并向出资人或者出劳人开具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筹资筹劳专用凭据。村民应当自觉按照农民负担监督卡登记的筹资筹劳数额出资出劳。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筹资筹劳项目可以采取项目补助、以奖代补等办法给予支持，实行筹补结合。奖励和补助的范围、申请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筹资筹劳事项筹集的资金以及政府的奖励和补助资金，应当单独设立账户、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经村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后，定期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
第十四条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为依据；无依据的，不得向农民收取。
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调整，必须由收费标准的制定机关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应当列入政府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
禁止将涉农的政府公益性服务由无偿变为有偿；禁止强制农民接受有偿服务或者只收费不服务。
第十六条实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涉农收费单位应当事先将各项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依据、标准等进行公示，并接受群众监督。
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建立面向农民的固定服务场所，由涉农收费单位对涉农收费事项进行集中办理。
第十七条农村中小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不得向学生乱收费；不得向学生以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不得强制学生接受各种经营性服务。
第十八条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费等共同性生产费用，应当按照公示的收费标准和实际受益田亩面积向农民据实收取，不得平摊，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加收其他费用。
第十九条对农民依法建房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证件的，除按规定收取证件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行政事业性费用。不得在办理建房手续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民接受咨询、设计等有偿服务。
第二十条农副产品收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的有关规定，不得压级压价。
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列入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目录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不得有不正当价格行为。
政府公益性服务机构推介农业生产资料时，不得从中牟利。
第二十一条禁止村民委员会擅自设立项目向村民收费或者采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方式管理村务。
对村民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土地的，禁止收取任何形式的土地承包费。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不得以检查、评比、考核等形式，要求村民出资出劳或者要求村民委员会组织筹资筹劳，开展达标升级活动。
任何单位不得向农民和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强行摊派发行报刊、书籍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或者以赞助、捐赠为名进行集资、摊派。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拨给村民委员会的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付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用于抵扣各种款项。
发放给农民的各种财政性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通过金融机构直接支付，并予以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用于抵扣各种款项。
第二十四条依法发放给农民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费用，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并予以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拖欠或者用于抵扣各种款项。
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农民负担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将检查情况及时通报，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财政、价格、监察、交通、国土资源、教育、审计、信访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民负担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前款规定的部门举报、投诉。收到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本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因增加农民负担而引发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的，由上级行政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筹资筹劳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已经筹集的资金，责令限期退还；已经安排村民出劳的，由用工单位按照当地工价标准折算支付劳务报酬。拒不改正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由上级行政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追缴并退还给农民。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截留、挪用或者抵扣财政性补贴资金以及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
(二)截留、挪用、拖欠或者抵扣征地补偿费用的；
(三)将涉农的政府公益性服务由无偿变为有偿，强制农民接受有偿服务或者只收费不服务的；
(四)涉农收费应当公示而未予公示的；
(五)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或者强制学生接受各种经营性服务的；
(六)在收取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费等共同性生产费用中，向农民乱收费的；
(七)在农民办理建房手续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民接受咨询、设计等有偿服务的；
(八)在农副产品收购中压级压价，或者在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中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
(九)向农民和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强行摊派发行报刊、书籍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或者以赞助、捐赠为名进行集资、摊派的；
(十)其他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
第三十条村民委员会成员有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村民会议依法罢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关部门、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上级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十二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本条例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近日,有媒体报道,“两会”将至,百余位同性恋者的父母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尽早修改婚姻法,实现同性恋情侣的婚姻权利。此消息一出就有评论者跟进支持,认为法律应当赋予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
看到持此类观点的人如此之多,而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人欣慰。我们的社会真是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包容了,只有社会中更多的人保持如此的心态,才能杜绝一切由于歧视而带来的野蛮和不公正。但是,要不要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利,这倒是一个需要冷静和理性思考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对法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明白法律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得承认,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宽松,两个同性者相爱,长期同居,只要不影响到他人权利的实现,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除非是来自他们的父母。但是从这些致信全国人大的家长们来看,这种压力也会不断减小。那么,既然社会已经很宽容了,为什么同性恋者还会要求结婚呢?这是由于婚姻法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虽然婚姻的产生是源于双方的感情,但是婚姻法从来不管感情的事,婚姻法调节的是婚姻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比如家庭财产问题、子女父母的抚养和赡养问题等。同性恋者要求结婚,他们要求的并不仅仅是社会的宽容,而是要求法律解决在他们长期同居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性恋者的关系和异性恋没有什么区别,有好的时候也会有感情破裂的时候,一旦分手就会有财产纠纷,而且他们希望能够领养子女,希望能够保证相互尽到义务,比如生病住院时为对方签字等。这些要求都并不过分,是所有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渴望得到的保证。
这些东西法律可以给,因为这些并不损害任何第三人的权利,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首先要明白法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法律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换言之,法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可能超越社会文化而独立存在,或者先于社会文化而存在。
我们的社会确实对同性恋有了很大的包容,但是什么叫包容,包容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一种非歧视性的态度,包容的是一种非主流的事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同性恋都是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的禁忌,人们可以做到承认并尊重同性恋者,但还没有到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爱情去公开颂扬的地步,这就是禁忌的含义。
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拍摄了讲述同性爱情故事的《断臂山》,并因此而荣获了奥斯卡奖。于是有人就认为同性恋不再是文化禁忌,但是恰恰相反,《断臂山》正是李安站在先锋主义立场上对禁忌文化的一种描述,它正说明了同性恋是禁忌。禁忌并不是法律,触犯了禁忌也并不是触犯了法律,但是禁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的影响是无形的,往往比法律更强大。
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但这毕竟是少数和个别的国家,大多数国家还不愿意以法律去挑战文化的禁忌。其原因就在于法律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文化是法律的产物。
现代社会强调民主法治,法律在国家的地位空前提升,这很容易让一些人产生法律可以战胜一切的错觉,其实法律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法律可以改造文化、塑造文化的话,那我们真的高估了法律,患上了法律幼稚病。
事实上,我们不能抱着一种看时尚秀的心态来看待法律,逼着法律去赶潮流,只要是前卫的、新潮的、流行的、热闹的,或者是能让人们“嗨”起来的东西,就都要求法律去接受、去规范、去管理,这是违反法律基本常识的态度。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保守的一部分,适度超前是先驱,过度超前法律就会成为先烈。时尚有权挑战社会主流文化,但法律永远植根于社会主流文化。
最后回到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问题上来,前文已经说了,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难题,但是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时间,让时间来解决。文化是在不断演变、发展和进步的,我们相信在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会自我修正、自我颠覆。